结语：古怪的“民族主义”掩盖了大饥荒的死气
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投入丁戊奇荒的赈灾行动之中，自然也有其推动教会发展的意图。尤其是在山东的赈灾活动给教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良好的影响的情况下，传教士们决定将自己的赈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山西时，推动教会发展，已经成为了预先期望的目标。 朝野内外对洋教的排斥不算意外，此前已有太多的教案让清帝国焦头烂额。但事情的悲剧性也恰恰在此：当一种异域文明希望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赈灾）被接受的时候，它反而遭到了比野蛮的手段（武力胁迫）下更决绝的抵制。 但最大的最悲剧其实还是开篇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如此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最后居然没有发生“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可谓“功不可没”。他们和他们的赈济活动的出现，彻底转移了灾区和非灾区乡绅士大夫们的注意力。而失去乡绅参与的农民暴动，则始终只能停留在简单的物质索求层面上，而且彼此孤立，旋起旋灭。 换言之：1878年前后的中国，被一种很古怪的“民族主义”所笼罩，甚至掩盖住了大饥荒的死气，最后，竟然起到了为千疮百孔的清帝国“保驾护航”的作用——而类似的这种政治手段，后世被一再模仿袭用，并不陌生。

1878年度言论：李鸿章面对大饥荒深感悲观，忧惧“同归于尽”
曾国荃：山西父子相食，简直是人间地狱

1878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在给朝廷的奏议里说：“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大变哉?”同年他还致书两广总督刘坤一，说：“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则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观之，直无异地狱之变相。”
这实在是一种讽刺：乡绅谢家福们为了坚持儒家伦理道统而极力排斥西方传教士的赈济；而曾国荃所说的父子相食的“人伦之大变”，岂非正是儒家伦理道统的溃灭？
李提摩太：清廷禁止灾民迁往满洲

李提摩太对清廷在赈灾中的表现很不满，指责道： “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一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确确实实，一位清政府的高官发布过一个公告，禁止人们迁往满洲，虽然那里的谷物便宜很多，而这发生在土地的价格只能卖到实际价格的十分之一的时期;同样真实的是邻省的某些官员禁止向山西出售粮食。这使得饥荒的状况更恶化了。”（图为身穿中国服饰的李提摩太夫妇）
李鸿章：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丁戊奇荒”波及居民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直接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在一千万人。从重灾区逃亡到外地的灾民达二千万人，依户部人口清册统计，1877年山西人口为一千六百四十三万三千人，到1883年时仅为一千零七十四万四千人，净减五百六十八万九千人。其中太原府灾前人口为一百万人，灾后仅剩五万人。 饥荒的规模让整个朝廷都笼罩在悲观的情绪当中，1878年，李鸿章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即如此说道：“朝廷日事祷祈，靡神不举，而片云不起。若清明前后仍不获甘霖，数省生灵，靡有孑遗，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申报》：《山西饥民单》
“灵石县三家村92家， (饿死)300人，全家饿死72家；圪老村70家，全家饿死者60多家；郑家庄50家全绝了；孔家庄6家，全家饿死5家。汾西县伏珠村360家，饿死1000多人，全家饿死者100多家。霍州上乐平420家，(饿死)900人，全家饿死80家；成庄230家，(饿死)400人，全家饿死60家；李庄130家，饿死300人，全家饿死28家；南社村120家，饿死180人，全家饿死29家；刘家庄95家，饿死180人，全家饿死20家；桃花渠10家，饿死30人，全家饿死6家。赵城县王西村，饿死600多人，全家饿死120家；师村200家，饿死400多人，全家饿死40家；南里村130家，饿死460人，全家饿死50家；西梁庄18家，饿死17家；洪洞县城内饿死4000人；师村 350家，饿死400多人，全家饿死100多家；北杜村300家，全家饿死290 家，现在20多人；曹家庄200家，饿死400多人，全家饿死60家；冯张庄 230家，现在20来人，别的全家都饿死了；烟壁村除40来人都饿死了，全家饿死110家；梁庄130家，全家饿死100多家；南社村120家，全家饿死100 多家，现在40来人；董保村除了6口人，全都饿死了；漫地村全家饿死60多家；下桥村除了30多人都饿死了，全家饿死82家。临汾县乔村600余家，饿死1400人，全家饿死100多家；高村130家，饿死220人，全家饿死80余家；夜村80家，除30人都死了，全家饿死70多家。襄陵县城内饿死三四万；木梳店300家，饿死五六百入；义店120多家，饿死了6分。绛州城内大约 1800家，饿死2500人，全家饿死60家，小米3300文1斗；城南面3个村子 510家，今有280家，死1000多人，全家死200家；城北面6个村子1350家，死2400人，全家饿死500余家；城东面5个村子1700家，死1200人，饿死 300多家；城西面6个村子1900家，饿死1500人，全家饿死100余家。太平县6个村子饿死1000多人，全家饿死100余家。曲沃县5个村子970家，全家饿死400家，饿死2000余人。蒲州府万泉县、猗氏县两县，饿死者一半，吃人肉者平常耳。泽州府凤台县冶底村1000家，6000人饿死4000人；天井关300家，现存60家，全家饿死240家；阎庄村360家，全家饿死260家；窑南村85家，全家饿死74家，下余五六家人亦不全；阁庄村符小顺将自己亲生的儿子6岁活杀吃了；巴公镇亲眼见数人分吃5、6岁死小孩子，用柴火烧熟；城西面饿死有7分，城东面饿死有3分，城南面饿死有7分，城北面饿死有3分。凤台、阳城两县活人吃活人实在多。阳城县所辖四面饿死民人有8 分；川底村200家，饿死192家。沁水县所辖大小村庄饿死人有8分。高平县所辖大小村庄人饿死7分。潞安府8县光景不会(好)多少。所最苦者襄垣县、屯留县、潞城县。屯留县城外7村内饿死11800人，全家饿死626家。王家庄一人杀吃人肉，人见之将他拉到社内，I：1袋中查出死人两手，他说已经吃了8个人，活杀吃了1个，有一女年12岁活杀吃了。又有一家常卖人肉火烧，有一子将他父亲活杀吃了。有一家父子两人将一女人活杀吃了，这就是一宗真事。潞城县城外6个村庄5000家，饿死3000人，全家饿死345家。襄垣县城外1l村内2000家，饿死2000人。汾州府汾阳县城内万家，饿死者10分中有 2分，服毒死之人甚多，有活人吃死人肉者。汾阳县城东面7村内4080家，饿死2200人；城西面3村内1200家，饿死者10分中有3分；城北面7村内1 万家，饿死者10分中有3分；城南面念村内5000家，饿死者10分中有3分；共有名之村大约360村，饿死者足有3分。孝义县城内5000家，饿死者有3 分；城东面8村内2800家，饿死者有3分；城南面16村内1960家，饿死者有3分；城西面19村内2000家，饿死者有3分；城北面10村内1170家，饿死者有3分；米粮不敢行走，因强夺之人甚多。死人甚多，有卖人肉者，此外混行无能人食干泥干石头树皮等。太原县所管地界大小村庄饿死者大约有3分多。太原府省内大约饿死者有一半。太原府城内饿死者两万有余。光绪四年正月念日抄。

女：‘’有三室两厅吗？‘’
男：‘’没有！‘’
女：‘’有宝马，奥迪吗？‘’
男：‘’没有！‘’
女：‘’有7位数存款吗？‘’
男：‘’没有！‘’
女：‘’那你有啥？‘’
男：‘’我……………
女转身就走。
男说：‘’我。。。龙枪虎豹骑吧九级，马上十级了。‘’。
女立刻回头满脸崇拜的说道：死鬼，你不早说，这就够了。

李提摩太六十岁照片。

谢家福等人为开展赈灾活动而制作的宣传画《河南饥荒铁泪图·树皮草根 剥掘充饥》。

《河南饥荒铁泪图·卖男鬻女 饥肠分离》。

《河南饥荒铁泪图·冻饿临盆 母子俱死》。

左宗棠。1877年秋，饥荒降临山西，本省司库一空如洗，主持西征的左宗棠反严辞弹劾山西未能按数拨付西征军军饷，并以兵事为重相要挟。最后，只得给山西藩司定了个“溺职” 之罪革职了事。再从李鸿章本就少得可怜的海防经费中抽拨10万两给山西救急。但据曾国荃统计受灾的数据，山西灾情“即择其必不可缓者加以赈施，约计非三四百万金不能济事。”

山西洪洞大槐树。丁戊奇荒山西受灾最重，但其域内传统儒家信仰仍然根深蒂固。许多“人民闭门饿死无一敢为非也”。《洪洞县志》中有大量此类记载。譬如：“刘钟，字济生，诸生。性耿介，家贫，课徒自给。光绪戊寅，岁大饥，及门星散，日不单火，或悯其穷，馈以食，不受，竟饿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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