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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大学生“回家”就业凸现理性 　　记者调查发现，一线城市对“90后”毕业生的吸引力变弱了；想回老家、去二线城市发展的，越来越多。(10月28日《今日早报》) 　　客观而言，一线大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相比，无论在就业机会还是个人发展前景上，依然还是具有长足优势的。时下，一些大学毕业生认为“一线城市吸引力变弱”、想回“老家”，并不是真的“变弱”，而是理性的择业因素导致。两年前，南方周末一则报道《大学毕业了，我们的工作在哪里？》中，提到了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心态，“现在有一群大学毕业生宁愿做城市盲流也不愿意回到基层踏踏实实地工作”，“死扛着也要留在大城市”的大有人在，这其实就是一个“面子”问题。原本并不具有一个优越的环境，对于一些毕业生而言，勉强留在大城市未必真正适合自己，却仍然在“死撑”，不过是让“外人”看起来“好看”、让家乡人看起来“风光”，这是过去一些大学毕业生普遍存在的心理。而今，择业观念多元化，大量大学毕业生可以果断放弃大城市而选择回老家工作，是“抛掉了面子”的结果，这一现象所蕴含的“理性因素”值得欣慰。　　当然，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相比，居住生活成本更高毋庸置疑，“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是时下一线大城市的真实写照。生活生存的现实压力，或许是让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清醒”的一个因素，但“扎堆”生活在一线城市却导致人才和资源的浪费。从这个角度说，大学毕业生对生存和发展的“扬长避短”，本身也是社会理性的一个标志。　　当然， “想回老家(就业)”的现象，更多地体现在大量大学毕业生就业理念的进步上。毕业生们就业目标，不仅仅是为了“面子”、为了单纯的“收入高”，而是更多地倾向于个人价值判断、个人“幸福”感受，这是就业择业观进步的标志。“城市很大、工作很忙，感觉有些压抑。”一位大学毕业生这样总结她在上海的工作经历。“没什么认识的人，很难融入那里的生活。”一些在北京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说。大城市可能收入高，发展前景可能更好，但“朋友少”、“远离亲人”、“难以融入”，等等，这些外在因素或者过去一些大学毕业生较少考虑的因素，在时下竟然成为毕业生们“否决”一线大城市工作的原因。个人择业日趋理性，也是大学毕业生群体在选择人生道路上更加成熟的标志。　　大学毕业生择业的理性，对于社会发展是极为有利的，会比较好地“盘活”人才资源，比较多地减少社会资源浪费。对于二三线城市和其他中小型城市而言，可以因之获得更多的人才，获得更多的知识资源和人才储备。为此，华育国际也推出了订单实训的IT紧缺人才培养工程，对于计算机IT行业有考虑

不幸啊，好不容易交了4年学费、挤破了脑袋熬出了头，终于要毕业了，却碰巧赶上了几十年不遇的全球金融海啸，就业不完蛋了吗？

以前说就业难，是指找到一份工作简单，但找到薪酬较高、待遇较好、还有很好的发展机会的工作就难了。现在的就业难似乎更提高了一个档次：就连再也普通不过的、可替代性极强的工作，大学生都似乎在拼、在抢——也就是说，把美好的工作环境打破、把期待的薪金高度拉下来、把几年后买车买房的理想踢到九霄云外，这些还是不能保证你能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更别提我们有点“奢侈”的生活梦想。

但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堂堂“学士”（可谓脑力劳动者一族），非要跟一帮体力劳动者抢工作？“学士”怎能跟农民大叔一样成为市场上你死我活的竞争者？大学生怎么就沦为了大白菜？（农民兄弟为国家和人民创造的福祉比某些贪官污吏多了去了，在此对比大学生与农民工，没有歧视农民工的意思。术业有专攻，我只是想说：学士做的事情应该跟农民兄弟不同，但“应该”的事情总是理论上的东西，现实中有太多“不应该”的事情正在发生）

人类文明进化到了今天，社会内部各层面充满联系，今天的大学生就业难，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它们不是像教科书里写的那么死板而让人丧失学习兴趣，它们活生生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影响着我们当下的幸福感。让我们来看看其内在的逻辑。

二、大学生收入怎么降下来的？——分税制改革造成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本扭曲　　　　大学生=大白菜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大学生的薪金水平很低，跟白菜一样便宜。那么，大学生的收入是怎么降下来的？　　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出台了2年内以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方案，发改委官员说，其中的1000亿元，必须在50天里花掉。　　于是，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的宾馆、酒店顿时全部爆满，附近的复印店也是全力开工，打印来者的项目报告书复印件，有的报告书一下子装订了10多套，垒起来有一个书柜格那么高。这些人全部是各省市政府的代表。他们为什么要到三里河？因为国家发改委就在这里办公。他们来京游说，争取各种名目的财政拨款，用于本地政府开支。

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跑部钱进”现象，其背后体现的是税制制度的逻辑。　　近年，地方政府在媒体报道中的形象并不“好”：他们疯狂卖地、官商勾结、低价征地高价卖地、与开发商一起拉高房价、片面追求GDP，大造政绩工程，造成百姓生活质量下降。这些怎么来解释？了解14年前（1994年）的国家分税制改革，原因就基本明晰了。

转移支付需要游说、需要跑部钱进，不是说办就能办的。但当地的大型工程建设却容易得多：招商引资，引入外资，兴建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因土地制度规定为国有或集体所有，地方政府以“发展经济”为合法性理由，强行征地，通过买卖土地资源换回“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收，乘着住房市场化的东风，把土地转化成地方的财政收入。　　加之，政府官员皆为5年任届，期满就要拍屁股走人，官员的目标是升官，而升官就需要政绩，政绩需要有物主，5年见不到效果，政绩就会易主，所以短期行为严重：政绩、形象工程不断，而真正关涉普罗大众利益的社会公共服务、事务开支很少，因为它们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回报”，无论是GDP还是政绩。当民众尝到的好处不能以上级看得到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时候，地方政府就没有足够的动力解决民生问题。从对上不对下负责转向对下负责甚于对上负责，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迈出的一步。　　分税制改革后的经济特点是：政府主导，且经济体的增长往往容易依赖投资和出口，忽视的是消费，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最容易产生产能过剩和资源利用率低下的问题。在这套逻辑下催生出的GDP，虽然高速增长，但其代价惨重：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还伴随着隐蔽的权钱交易。最最要命的是，这些工程没有技术含量，并直接造成了两个扭曲：　　其一是经济结构扭曲：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第二产业依然庞大；其二是人力资源市场扭曲。当下中国的人力资源市场有两个严重的问题：1、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缺少大量基础和高级技工，想当白领和管理者的大学生却一抓一大把；2、人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还未成熟，员工工资（包括大学生）的增长水平不仅远远不及政府财政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且不如GDP的增长速度。

大学生不同于技工，他们不可能回田地种庄稼，不可能到车间当装配工人，那么去哪里？只能去第三产业，但按照当下第三产业的规模，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大学生。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需要的是高级技工，而非大学生。当每个大学生怀揣着当白领、在办公室上网看报纸安逸生活梦想进入社会后，他们会发现：社会没有足够的容量容纳下这么多“管理人员”，更没有与之相配的收入水平。相反，社会需要的大量技工没有人来填充，整个劳动力市场结构错位。　　大学生在这种环境下，面临的难题有两个：1、自己的收入问题，产业结构错位、人力资源定价机制不成熟，工资低就成为普遍现象；2、自己的生活问题，因住房、医疗、养老民生领域本身需要公共服务作为支撑，但在市场化后，政府并没有履行好分配财富、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职能，大学生的买房、结婚、养父母等问题成为他们沉重的生活压力，导致幸福感降低，这是大学生面临的基本社会困境。　　　　有些人一辈子都不适合当大学生，但在“上大学就骄傲”的传统理念之下，不得不拼着老命申请助学贷款，攒学费换文凭。他们真的不如去当技工更适合个人发展。术业有专攻，这个时代争当大学生并不是好事。大学生收入低和生活艰难表面上看是社会经济结构扭曲造成的，其背后是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实质上是政府能否放弃自身政绩冲动、放开市场、割肉予民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