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桂玲大师的回忆录——艺海钩沉

妈妈只知道哭，是哭奶奶？是哭爸爸？还是哭这个穷家今后咋办？谁也说不清，只有她自己心里知道。总之一下子哭了个天昏地暗，丧魂失魄；我和姐姐也跟着哭了个肠断气噎，声嘶力竭三口人竟然把后事搁那大半天。多亏街道上有为好心的老爷爷，在辘轳湾一带很受人尊敬，由他领着俺这年轻的孤儿寡母，三口人丛街东头走到街西头，挨门磕头，头也数不清磕了多少，爷爷奶奶、婶子大娘一股劲的叫，也不知叫了多少。就这样一道街给凑了几个钱，算给俺爹买了口白皮棺材，邻居们七手八脚地帮着装殓了。妈妈临时把我托付给住在郊区的大外婆（也就是姥姥的夫家大嫂）。因为大老爷会木匠，多少还能赚几个活便钱，但生活上也常常是接不上杠。记得我大外婆个子高，饭量大，吃的也多。那时开封有俩富户，人称“某善人”，在北土街和南泰山庙两处开着“粥厂”，专门救济穷人，逢刍议、十五发给饭票，拿票能领回小米稀饭、窝窝头。妈的一份多半都给了大外婆。我每天跟着大外婆跑几道街，领会来却只给我一小块窝头、半碗粥。虽然天天饿得肚子疼，我也从不吭气，并且很仁义，从不给别的孩子骂架逗嘴，更不看别人吃东西。有时候实在太饿了，就跑回俺住的院里。有一家我叫李婶的，她平时看我很知礼，倒是挺喜欢我，所以有时我上她家玩，碰巧，能给我块馍吃。但第二回就不好意思了，一看见她家正吃饭，扭头就往外跑，李婶拿半块馍追过来，我总是边跑边说“我不饿，我不饿……”我一生常说人家“死要面子活受罪”，其实我这何尝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人，是知廉耻的高级动物任谁，也得讲个脸面吧？尽管我肚子饿得吱吱叫，可也不愿吃这嗟来之食啊。是在无奈了，就跑到垃圾对上去扒白菜疙瘩（也就是人家切掉的白菜根），拿湖边涮涮吃。最使我难忘的一次是，扒白菜疙瘩却一下子扒了一手烂烘烘的辣椒，手指甲长，顿时把两只手辣的像火烫了一样红肿，穷孩子没条件讲卫生，我又挠挠头，抓抓痒，这一来可好，全身都是火辣辣的，一夜也不能睡，大外婆一会说我像个虫，一会说我像个蛆，总之是翻过来，吊过去，就这样在心急火燎和大外婆的骂声中直到大天光。头天我就听说，俺家次日要“移灵”——也就是把我父亲的棺材运回原籍入土下葬。我虽然年小不大懂事，但也知道从此爸爸讲永远离开我们，夜里睡不着就在想，当女儿的应如何在这最后一刻向爸爸尽点孝心！于是天亮我就上了鼓楼街，南山那有一家叫做“金陵教门马豫兴”的鸡鸭店，我们家虽没钱品尝，但父亲生前我常听他说“马豫兴”的烧鸡、筒子鸡、五香牛肉如何如何好，“甭说吃，单是走他门面前过一趟，那香气就把人熏醉了”等等。大外婆领我往泰山庙领窝窝头的时候，也从“马豫兴”门口经过，闻见那香味确实能把人馋的淌口水。可是没钱买也白搭，如今我跑去也不过是期望哪位顾客有吃剩下的拾回来，或从人家门口那个大垃圾筒里检点鸡头、鸡爪子什么的，给我爸爸供供，也算当爹的没白养我一场。谁知到那人家还没开门，我就扒着门缝往里瞅，正巧一位带白帽的老师傅外出，看我那副架势还以为是小偷哩，一声断喝便楸住了我得胳膊，我吓得大哭起来，终于在老师傅的审问当中，不得不如实讲出父亲今天“起灵”，以及我想拾点鸡杂碎行行孝的小打算。由于说得情真意切，声泪俱下，那位老师傅眼睛一红，居然也流了泪。不但松开了我，还包了一只刚出卤锅的肥鸡，左右看了看，上班的伙计都还没来，便一打手势示意我快走。我一时倒愣了，他又推我一下，我才猛醒，于是趴那“咚”的磕个头，就飞跑回来了。进院正巧赶上板车拉着棺材往外走，妈妈带着姐姐随后跟，我二话没说，就把那只鸡摆到了棺材头上。事后听妈妈说，那只鸡家里人谁也没沾上光，原来灵车拉到黄河边，人家渡船上不让装，响头磕了一大摞，好话又说了两箩筐，临了把烧鸡也送了船家，才让过河。真是一路受尽磨难，总算拉到老家封丘马村，把父亲葬在了祖父、祖母的身旁。这之后，什么圆坟、望七，一直过了二十多天，妈妈和姐姐才回到开封。再不愿进那个伤心的地方了，便临时住到一个远门姨妈的家里。她们也很穷，但第一顿饭还是要顾个面子吧，刮箱底烙了点饼，我长时间肚里缺食，好一阵子猛吃，虽然妈妈怕我过量，硬是制止了我，可肚子还是疼了好几天，差点把人撑死。又过了几天，妈妈在秀水胡同赁了一间小屋，我们娘仨住下。生活实在是难熬啊！没奈何就把我姐暂时给了一户没有孩子的人家，半是义女，半是丫头，他们把我姐带到徐州去了。妈好伤心，好难过呀！我知道妈妈很喜欢姐姐，因为她比我董事，也比我长得讨人喜欢，平时妈就不断向亲戚邻里夸耀，说她再苦再累，只要看见我姐就高兴了。我曾不止一次听她说过“平安（姐的名字）是俺的心尖子，我得生法供她上大学，让她出国、留洋，将来我就指她养我老哩！哈哈……”笑着笑着一眼看见了我，一下子兴头就没了，黑漆着脸骂骂咧咧的说我“这个该死不死的祸害，一直把她当个狗娃子滴拉着！”边说边冲我的脸“呸！你咋不死哩！”听着话头不对，我就赶快离开，要不她就越说越气，就该打我了。好在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生气，擦擦脸上的唾抹，又跑去和别的孩子玩起来了。那段时间里，由于妈妈受雇去给人家当保姆，上下班是两头不见太阳。等我早上睡醒，总能看到桌上放着个黑馍，就高兴的不得了，赶快起来，一个馍只吃半个，那半个还有下午哩！提上鞋就从窗户里跳出去找同院或街道的孩子玩。玩渴了，三两个结伴，看到推水车的过来，人家放水往院里挑，我们则钻空子拔水塞子，嘴对着口，咕咚咕咚喝一阵子，看担水的过来，塞住口就跑。有时慌张得没塞牢，一车水哗哗的淌掉了半车，推水的就又得去井上打水，影响少挣几毛钱不说，还让人家多讨了力气，谁不恼啊！于是我们这群孩子就得乖乖挨上一顿臭骂，活该！记得那时我穿的衣服，两个袖头总是黑明黑明的，像用桐油漆过的一样，全是抗口水、擦饭嘴的“成绩”呀！头上生的虱子，用手一挠，指甲里就是两个。妈妈又没时间收拾我，她何尝不嫌我脏？实在没法了，干脆就找人给我推了个光头。偏偏我穿的衣裳又是农村织的那种紫花布对襟褂子，扣鼻烂了扣不住，只好赤裸着胸。一次我从厕所出来，正巧让**看见，拉住衣裳领子就扇了我两巴掌，骂我是个“钻女茅房的坏小子”，我没分辨就哭着跑了。这一肚子委屈，到夜里做梦还抽抽噎噎的掉眼泪哩！

三、十二岁成了小主演 那阵子精神真好，劲头也真足，自己深知“磕头进戏班”来之不易，所以总想让“各路神仙”都满意，都喜欢。天不亮，人家五点钟起床，我则三、四点便爬起来了，到胭脂河喊嗓子。胭脂河说是河，实是一条水沟，在南泰山庙附近，东入惠济河，西通包府坑，传说是北宋皇宫里的数百妃嫔和数千宫女上妆、卸妆的洗漱净面水淌出来的，经过近千年的淤积，早已没有了河的模样，但仍保留着原来的名字。唱戏要求嗓子洪亮、有水音，所以演员多半到水边呼喊，大致就是“咿、呜、啊、嗯……”等韵母，讲究“五音”（即唇音、舌音、鼻音、脑后音、喉音）、“四呼”（即开齐撮合）和用气，还要通过练习一些“绕口令”以掌握咬字、吐字技巧，并逐步扩展音域。七点多钟“调弦”，调弦也叫“靠弦”，即随着弦子练唱。八点多练武功，最基本的当然是腰、腿功，进而鼎、翻、跑圆场。下午学词，练晚功。总之，大伙练，我练，别人休息，我还练。 记得头回调弦，唱《吵宫》里的那段呱嗒嘴，七字句再转三字的板式，对一个初学唱的学员来说，是很不容易唱好的，可我一张口居然有板有眼，不打坎的一口气唱完，把在座的老师、琴师稀罕的不得了，都说“这孩子前辈子就是个唱戏的吧？”“要不就是没喝迷魂汤，为脑子那么灵？”其实我是对学戏太专心了，一门心思都在戏上，只要想学哪个角色，台上唱，我在台下听两次就会了。即令吐字不清的演员，我听个三四次也能解过味来，不光词，连板眼、唱调、动作、眼神，都能一一模仿个八八九九，并且还好动脑子想：他这一点为什么要甩个水袖？随着抖袖为什么要转个脸？呵，为啥唱到这一句眼泪就得淌下来？为什么……等等。在练功场上，有些难度较大的动作，如“旋子”、“朝天蹬”和“高低跟斗”等，老师年龄大了，不可能都给一一做出来，只能讲，怎么“走”，劲在哪儿，说完叫学生开“范儿”。当老师问：“谁先来”时，我都是抢先举手：“我来！”四张桌子，“后提”、“前翻”，特别是“下高”，站在桌上要过五个小翻再落于平地，期间还可包括台漫、前扑、倒翻扑虎、云里前扑、云里翻、云里加官、下桌高毛、下桌案头、下桌加官、下桌旋子、下桌抢背、下桌飞脚等功夫。几十年后的我想起当初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倔劲都感到奇怪。还有“打把子”，不论刀枪棍棒，个人耍弄或二人、多人对打，我都是两三天就学会一套，五六天即可非常熟练的表演。我的武功老师曾经又气又爱的用他那“京口”骂道：“妈哩个巴子，都像你这学生，老子还吃个球啊！”按惯例，本来文武老师都有一定之规的，那就是文的一天教六句——就这对我还算特别照顾，别的孩子一天只教两句有的还记不住。武的半个月才教一套。而由于我确实学得快，同龄的学生又学不会，只得让我和几位大师兄对打，用今天的话说，就等于是我越级或跳班吧。实在说，很多戏词和武打都是我看会的，老师不教，我就问别人，常言说的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又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由于有心，所以才心有灵犀一点通；由于有心，所以才“不怕苦和累，练功没瞌睡”。 对艺术这门课，我从小就觉得很深，很奥妙。单说武打吧，学会“路子”很快，但关键是首演身法步。“手到眼到，眼到手到”；“步要随身，身要跟手”；“一身的戏在脸上，一脸的戏在眼上”；眼明看得准，脑子灵，反应快，记准每个动作的“窍头”，什么里转脸、外转脸、前后蓬头、涮枪、避子、纽丝……等，这些名堂、过节，脑子若不背得烂熟，到舞台上一旦忘记一招一式，对方想提个醒都来不及，因为这都是些快速的动作，根本没有愣怔的余地。特别是“荡子”，其中有一个演员忘记了，插在中间胡乱撞，那么整个一个荡子将被搅个乱七八糟，观众鼓倒掌，全班演员恨得要死，下次准的取消你的演出资格。有鉴于此，许多荡子我至今仍熟记于心。

大伙情绪低落不讲，动不动还得伸手向上级要钱，这就是无情的现实，毫不客气啊。由于我有这样的信念，所以总是把全部精力用在抓业务、提高质量的上面，从来也没有想过走走小道，拜望一下戏剧界名人，拉笔杆子给自己捧捧场，登登报，上上电视，扩大一下影响什么的，压根脑子里就没有这根弦，一门心思只想着把戏演好，便心安理得。至于技艺的优劣，自有观众评说，“口碑”比什么都厉害，一人一口唾沫，就足可以把个吹起来的气球砸烂！那时候我们这个团一年曾经走过八个省。到一九五六年底，足迹已遍及半个中国。印象和影响都比较大的如：吉林长春一带，河北的秦皇岛一带，山西的大同一带，内蒙古的包头一带，四川的成都、重庆，新疆的乌鲁木齐、石河子，陕西的西安，甘肃的兰州，宁夏的银川，江苏的徐州，还有山东、安徽、湖北、辽宁等省。但我们的剧目却从来不搞“死一套”，而是根据各地观众的口味，让打前站的早去几天，摸一下“行情”：先领教剧场的管理人，再了解当地剧团都演出过什么节目，还要征询一下该地群众的传统口味，或者说“审美情趣”吧，总之是“不打无把握的仗”。“海报”就是这样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贴出去的。我常演的剧目主要有《抬花轿》、《穆桂英下山》（带破天门）、《蝴蝶杯》（双五堂会审）、《杨八姐救兄》、《茶瓶记》、《桃花庵》、《相思树》、《柳绿云》等。可以说花旦、闺门旦、青衣、刀马旦和反串女扮男装，应有尽有，像吃饭一样，你吃啥咱就端啥。因此我们这个剧团所到之处，都是一片赞扬之声，不靠广告靠实力，这个实力也许由于新来乍到人家不了解，而在头天上个九成或九成半座。但两天以后，名一传出去，观众很快便爆满了！多数剧院都是再三挽留，要求延期。对我来说，只有在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才感到一种由衷的欣慰之情。我这辈子最反感的就是那种只知一味吹嘘的演员。近几年，在戏剧队伍里已经有个别人吹得让人身上发冷、头发梢发乍，我的天爷，好可悲！

十三、向命运抗争说来也巧，不久剧团放了半月假，我当然回开封啦。一天，我到相国寺闲转，忽然听见楼上在排戏，正想听听排的什么戏，那厢脚跟脚一连过来几个熟人：一位是有名的“头把弦”李xx，再一位是著名鼓师孙xx，这都是当年在和平剧院的老相识了，曾与我有着多年的合作与搭档关系，一见面那份亲热劲就别提了。还有一位周xx是搞编导的，写作上很有些能力，可不知为什么混的那么打锅？当着别人我也没好意思问他。不过分手后我却想起了一件事——那是1976年底，各地已经恢复演出古装戏，安阳几个剧团也很快上演了一批剧目，其中由我主演的《香囊记》特受群众欢迎。很快引得省广播电台开着大车、拉着机器来录音。除我以外，还有几位主要演员的唱段。但在商讨具体内容的时候我才发现：《香囊记》这么个好戏居然没有大板戏，全是四言八句的散段子。于是我只得临时改为《状元媒》中的柴郡主一段和《藏舟》中的胡凤莲一段。从此我算留下了这个放也放不下的心事，总觉得河南地方戏以唱取胜这个特点应该发扬，而缺少唱段的一些好戏（例如《香囊记》）则应该充实加工。 另外，由于老一代艺人大多没有文化，全靠口传心授，因此在其原有唱词上也大多存在“水”而粗，甚至不少错讹和不同之处。为此我思考的中心便是：第一，应增加感人的中心唱段；第二，需雅化原有的陋俗唱词。但在这个问题上，限于我个人的水平及当时的处境，也是力不从心。虽然那时已经让我登台演出，却并不重用，每排一个戏都把我编入C组或D组，而占据A组和B组位置的，则是和书记有着亲密关系的那位演员和刚从县里调上来的那位演员。惟有《香囊记》这个戏，由于他们暂时还演出不我那样的强烈效果，所以团里才不得不让我演A角。而他们可以演的戏，则分配我打字幕或追灯。这样正好给我以充分时间考虑如何修改加工《香囊记》一剧。 《香囊记》，也叫《文武换亲》。在这出戏里我主要饰演周凤莲一角，因此我也就着重琢磨周凤莲这个人物。目前似乎公认她是个“开放式”“疯丫头”，我却另有看法。我认为她毕竟是个大家闺秀，一言一行不能放肆的超过了分寸，“疯”起来什么都不讲了，那是没有道理的。她的第一个上场是“提亲”，原来全是话白，我就想改为一段唱表示出有点埋怨爹娘误了个人婚姻的意思。第二场“出闺”，过去的坐轿是邱府丫鬟去接花婆的女儿到邱府帮工，邱府丫鬟由周凤莲代替，二轿夫虽也是邱府的佣人，但因平时男女有别、内外有别，所以轿夫和丫鬟之间彼此便极少见面。后经花婆在邱夫人面前多方周旋，夫人才命丫鬟出门去接花婆的干女儿王定云。这是轿夫与丫鬟双方取笑、逗趣的基础，否则，轿夫没有这个胆子。后丫鬟放下轿帘，二轿夫无奈只得抬起轿子，前走走，后退退，转了一圈下场，随即和定云双坐轿过场下，很平常，根本没戏。 而为了立起周凤莲这个人物形象，我觉得有必要在她坐轿时加一段出色的唱腔，以烘托气氛。因为这类场面、情景，小时候在开封见得太多了。大凡有钱户娶亲，先要过嫁妆，锣鼓喧天，八抬大轿，旗号伞扇，鞭炮齐鸣，那气魄大得很哩。何况这又是官宦人家，那就更得一番炫耀，怎能无声无息的办喜事呢？如果是一位羞羞答答、哭哭啼啼的小家碧玉也还罢了，偏偏又是周凤莲这样的爽朗性格。为显示出她那一副喜出望外的心情，此处当然也需要一段夸张性的花腔唱段，才合乎情理。我试着修改后，果然不出所料，一推上舞台就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还有那个香囊，既名《香囊记》，又怎能把这个“戏核”给轻轻放过呢？古代的女孩子（特别是有教养的家庭）在未出闺之前那是都应学会一手针线活计的，同时还往往要把绣得最漂亮的一件物什送给自己的心上人。根据这一认识，我又把“夸香囊”这一情节，用偷字闪板的腔口精心设计了一个唱段。由于我吸收采用的是传统手法中的连环扣“串”词，上打下，下迎上，再加我本来具有吐字清晰的优点，这就使得这段唱更加节奏铿锵，滴水不漏，每演至此，则势将引来全场观众的掌声。最后是见王定云，因为兄弟进宝为定云小姐得病，手持香囊日夜思念，可知定云一定是美貌多情，据此我也给加上了一段唱。上述，就是我整理这部戏的构思。架子搭好了，唱词也已成套，可就是限于自己的文化水平，不能完整的写下来。

那天在相国寺偶遇周xx，我心里一动，回家便想起了这部戏。很巧，几天后路经东寺门，偏又遇见了这位先生。看他那副狼狈样子，由不得问了一句：“老兄，怎么啦？是否也是让文化大**给折腾的？”他伤心的说：“四人帮已打到这多天了，绝大部分干部都归口了，可惟有我没人管，没人问，至今还在工厂里拉铁块。弄几十年戏，干别的咱又不行，没想到临老落个‘苦力’！”我听后顿觉很不是滋味，想想我在安阳的处境，马上明白彼此都是由于落实政策不力造成。我真不理解，多年来为什么总是有才华的人遭殃！出自同情，于是我就主动请他到我家做客，顺便谈了我对加工《香囊记》的构想；又说自己文化低，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这位老兄正值走投无路、无人傍边的时候，忽悠人提出用其所长，自然连拍胸脯，表示“万死不辞”啦。 几个月后当我又一次放假回开封时，孙（鼓师）、李（琴师）还有周xx在此，他们正排《三哭殿》，虽然已经排的差不多了，但我总觉得有几个地方需要再改动。这时周某背着他们对我说：“大妹子借此机也给我拾个脸，争取早点把我问题落实了。”我真心为他不平，于是就和周某商量，专请他“执导”，按我的意思把这个戏再排排。我之所以这么做，一是我一向尊重知识，二是给他一个露脸的机会，有利于他个人问题的解决。而在我来说也还包含一种“不平则鸣”的同情心在里面吧。 戏排出后，我本打算回安阳，谁知孙、周、李却鼓动我在开封先演一场带带他们。我心想开封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既然我已经不愿在安阳了，现在又碍于几位旧友的面子，那……好吧，我就答应了“只演一场”。不料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偌大的开封城，因为建国前后我在此地的影响本来就很大，后来率团北上，一走二十多年，现在突然又冒出来了，说“宋桂玲今天要演出”，这无疑便是特大新闻。那天上演的地点定在青年文化宫，开戏前即有人告诉我，说文化局、市委宣传部、市长、书记、部长、分区首长都来了，加之很多人已经多年没看古装戏，那爆满的滚滚人流，差点把园子撑崩！实在是满足不了要求，在各界的再三挽留下，只得又连演三场，并且把地点移到相国寺剧场，以便容纳更多的观众。在我演出过程中，那久别的开封父老乡亲对我的捧场，简直达到了狂热程度。举凡一抬手，一投足，一个水袖，一个眼神，一个稍使点劲的腔弯，无不赢得满堂掌声。戏刚一结束，开封市委领导已派文化局长找到我家去，首先做我妈的工作，说“这里是恁们的老根，群众基础又好，还是劝桂玲回家乡来吧……”又说什么“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文艺上拨乱反正，也急需落实双百方针，正需要桂玲这样的名家出把力呢……”那可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用各种美言打动我们母女的心，并且还给我家送了很重的礼品，礼品也是我演的那三场戏卖的钱买的。三位旧友当然更高兴啦，一再感谢我给他们增了光！其实我何尝不想早日离开安阳？也清楚这几场戏事实上已经为我回归开封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无奈现在还是开封这方面的一厢情愿，安阳团虽明着排挤我，但只要我说声“走”，很可能他们又会变着法儿刁难我，所以这个过节一定要处理好，莫搞得上不上，下不下，那才恶心呢！假期到了，我只好先回安阳。不料前脚落地，后脚便来了开封长途电话。我知道家里一般是不会给我挂电话的，何况我刚离家两天。莫非出了什么急事？想到此心里便很紧张。谁知接电话一听，原来是开封文化局长打来的。他怕旁边有人监听，所以并未明讲，只说我妈有急病，要我立刻返汴。其实我一听就明白这是和我妈商量好的点子，好让我便于请假。要说我这个人除了去北京那次（因没买车票）打了埋伏以外，几十年确实没说过谎话，并且又是刚放完假回团。不过想到横竖里也是滴溜我，不能好好演戏，干脆就再找地方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吧，想到此就没再犹豫的请了假，二次启程了。

十五、“山穷水尽”与“柳暗花明”周老兄为《香囊记》出了一份力，目的就是赶快离开工厂。我看他已是快六十岁的人了，还在那儿拉铁块，不说别的，单凭这一点也觉得挺可怜的，我就一再找领导，请求把他调过来。可能上头对他的印象不好吧，还是有什么别的问题，总之拖了几个月，仍是没下文。周xx三天两头往戏校跑，这里转转，那里看看，显得非常无聊。我也干搓手，没办法。这位老兄急躁起来就骂部长，骂得很难听。我一方面好言劝他“别再骂啦，万一让他们知道，你的调动问题就更不好解决了！”可是反过来，我在部长面前还得替他圆和，说“周xx对你很佩服哩，常对我讲：‘部长很内行，领导能力强，咱一定得为戏校争光，为开封的戏剧事业卖命啊！’ 就这样，那段时间里，我白天累死累活的排戏，晚上还要找局长、部长为老兄疏通。有次中午我刚下班，端起饭碗还没吃，王xx回屋说：“桂玲，周兄在排练厅里自己打自己的脸，哭着说着‘我周xx现在连只狗都不如呀，我干脆跳包府坑算了！’呜呜……”我一听这情况，也心酸的吃不下饭了，就说了声“走，跟我去找部长！”结果大晌午头就跑到了部长家，我两眼含泪地说：“我看周xx还是可以用的，应该发挥他的一技之长嘛，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拿党籍担保好吗？”部长见我说得如此恳切，又多次找他才算半吞半咽的有了一点吐口的意思。随之，我为了抬举这位老兄，并特意安排搞宣传的人，让他在海报上写：剧本整理周xx，而我自己只落个“主演”的名义（把我二、三年的构思，以及在内容情节、唱词唱腔和表演艺术等方面的主创、付出全部隐没了）目的无非是让局长、部长对他有个欣赏性评价：周xx是确有点才能的。经过这许多努力，才算把他调到了戏校。1982年5月，开封戏校和市豫剧团联合到北京演出，由我担任团长。“战前动员”部长与我商量，说“咱们赴京目的是培养中青年，尽快树立他们的威望，市团演出《樊梨花》，戏校毕业班演出《抬花轿》，你‘把场’，跟着他们随时指导，但也要做好演出准备。万一他们打不开局面，我就拿你这张王牌！”我当即表示态度：“请部长放心，我来戏校就为了当人梯，咋会给孩子们争高下呢！”在选定全部赴京人员名单时，组织上偏又把周xx划到圈外了。说真的，经过近期的观察，我也看出周老兄这人确实毛病不少，尤其是那张不主贵的嘴，许多话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为。谁听谁烦，结果造成人际关系紧张。当他得知不让他去北京时，又慌了脚，天天找我求告，说只要上级没意见，他情愿自费进京，“到时候住在附近旅社，每天在剧场门口为咱剧团宣传行不行？”从内心说我也想让他去，就是干点杂活、听听反映，又哪多这一个人呢！特别是我这人心软，经不住三句好话磨，便又去找局长、部长了，实在挤不出名额，我又坚决提出“就是把导演（我的人）去掉，也要叫周xx去。”部长无奈，只好同意我的意见。关于周xx，我就说到这里，这以后的发展是难以想象，也是我不愿意再提起的。当我用党籍、人格最终把他拉上来之后，他脚跟站稳，很快风向便转了。按老祖先的道德标准讲，我这人虽然也认定“君子施恩不望报”的信条，但你也不能去扇阴风、点鬼火、垫黑砖、落井下石呀！一年以后，真的是这样，当他看到形势对我不利时，立刻就倒戈了：不论是在我和学生们之间，与其他老师之间，还有与领导之间，这个人统统没起好作用，最后竟然变得比仇人还仇人！唉！算了吧，总归是我姓宋的死抱着君子之心，去理解人、帮助人，才落下这等下场。看起来当初部长不愿把他调出工厂，也许是对的。不过我也并不后悔。反思个人一生经历，早已使我铸成这样一种信念，即：“虽不迷信，但却迷心”。为人在世，理应拿良心待人。所作所为既然无愧于己，无愧于天，那就听其自然好了，常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许“好人一生平安”吧。

十七、难以平复的创伤1988年我五十五周岁，正式办了退休手续。可这又是一件怪事。当年和我同在一起的演员，并且那时我已经是领衔主演了，1948年解放开封时，可以说我最听党的话，演出拿“加子”提成，一个晚上即能收入一二百多元。上级领导为了提高艺人思想，在小纸坊街办了学习班，别的主演怕耽误自己挣钱不愿参加，只有我宋桂玲宁肯不演出、不收入，也乐于学习并带头发言 1952年，参加中南、北京汇演，长时间没有进项，心甘情愿。1953年报名赴朝慰问演出，拿一般薪水，我也不讲任何条件。炮弹几次落在身边，侥幸没炸死。紧跟着1954年濮阳老根据地需要一个好一点的剧团，又是我宋桂玲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毅然离开了条件舒适的开封和家庭，这一切又所为何来！可万万没有想到老了，办手续时竟给我按1952年参加工作（退休），别人坐在开封不动，不损失收入，不离家庭，不担惊受怕，不受那些洋罪（又同在一起、同是一样）的人，反倒按1948年参加工作（离休），这该怎么解释呢？可能我太傻了，跑到小县城受苦，跑到朝鲜前线找死。总之，都是自作自受。退休、离休一字之差，钱多点少点倒是小事，但这是一种资格，一种政治待遇呀！这许多年我一直没有再见到那个李xx主任，但我凭直觉，心肝这么坏的人是不会有好报应的。“文化大**”运动中别人虽也挨了斗，但都得到了补偿，获得一点心理平衡。只有我，又打，又罚，最终落个不明不白、窝窝囊囊“退休”！办过手续之后，我很怕精神上会出毛病，有些剧团来请，便带他们排戏演出，想抛却苦恼。不料出了“大圈套”。另有“小圈套”。比如：在他们邀请的时候，常常讲的清清楚楚，演一场什么待遇，或一个月什么待遇。但相处后人家便很快看透了我的性格，卖的钱不给，还说“宋老师呀，你看团里戏装破的都快穿不住了，现在是不是先置几件？”“……”“宋老师，你看大伙已经几个月没开工资了，你的钱晚一段时间给你好吗？”我有啥讲的，只好说“那你先给大伙开工资吧，我的以后再说。”有时我带的钱花完了，也不好意思向他们张嘴，就抽一天时间回郑州家里拿钱。 更有意思的是商丘附近一个县剧团请我，我先到那里看看，见他们穷的真可怜，连个像样的挂幕都没有，头饰更别提。但有些演员条件还真不错，于是又动了我扶持之心，连夜回郑州取出一千五百元钱，又亲自到戏装店买了一挂粉红纱幕，一头简易双光头面。自己在舞台上常用的手镯、耳环、边花等更是成堆的给了他们。女儿还颇不以为然的叨咕我：“妈妈，人家都是从外边往家里拿钱，你咋从家里往外拿钱，给他们买东西呀？”小女儿说得更干脆：“算啦，妈妈你就在家休息吧，别干这种傻事了。”后来我也觉出：我就是把心掏给人家，也换不回来人家的真心，长叹一声，慢慢也就泄气了。清风明月，难免心驰神往。想我宋桂玲在黄连树下出生，自幼便想学点本领，养家糊口。投入戏班后，为了攀登艺术高峰，拼命地练武功，把腰椎摔断五节；四张半桌子“下高”，又摔坏了腿骨！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病”也慢慢出来了。现在竟落得全身天天疼痛难忍！为了把嗓子练得好听、耐唱，更是不分白天黑夜，常常累得话都讲不出来。我的中年则是在泪水中浸泡的。六十多年的生活历程，让我尝尽了人间冷暖。但在艺术上却自问无愧于心，从未希求天赐侥幸，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走了过来，所以“艺海钩沉”我不能承认是个完全的失败者，至少看到大多数剧团演出《香囊记》时已经普遍采纳了我改的剧名《抬花轿》，即此一例也算获得些许安慰吧！至于生活（婚姻、家庭）上的不幸，却是给我留下了终生难以抚平的创伤。不过我不想叙述他人，也不愿烫馊饭，去倒更多的苦水。由于师傅和妈妈的严格教育，我虽当了几十年主演、团长和校长，但对待伙伴、部属和学生却从不把他们当工具，当木偶，而总是设身处地去考虑他们的幸福与身心发展。对内尊敬长者，严以律己；对外谨慎处事，宽以待人。并具有活泼开朗的性格与人生态度。不幸的是选错了配偶，一误再误，悔之晚矣！

王清芬老师的抬花轿，就是学的宋桂玲老师吧

宋老师唱腔无人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