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言论就像其它的许多传言一样美妙。这位伟大传记作者的朋友并不在抽烟喝威士忌苏打水的王尔德朋友其中。由于他们自知的原因，爱德华·克拉克爵士一撤诉官司，他们就像落在河面上的雪花一般消失了。在此之际唯一留下来陪他的人恰恰是我。我俩都清楚，王尔德被捕已成定局。王尔德不但知道自己即将被捕，他还告诉我，我十有八九也会被抓起来。我尽最大努力让他振作，告诉他，管他什么抓捕呢，尽管来好了。因为他说他什么也没做，我也知道自己什么也没做。我在加多甘旅馆有几套房间——不是“加多武器”，谢拉德先生，拜托了！——这家旅馆在Sloane街。我们在霍波旅馆吃完午饭后，我开车从老贝利送王尔德去那儿。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惊恐不安，濒临崩溃。他不停哭诉，对他的起诉是可耻、骇人的阴谋，这种嫌疑令他生不如死。我努力让他恢复理智，比如说，跟他说些美好的事，并且为了帮他从此焦虑中解脱出来，我去了下议院见我的表舅乔治·温德哈姆，问他是否知道上面打算怎么做。温德哈姆在休息室见了我，他去议院询问了一番之后，出来告诉我，罗伯特·雷德爵士告诉他，将会进行起诉。我回到加多甘旅馆，发现王尔德已经不在，只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已经被捕，将在弓街过夜，请我去问人能否保释，然后到弓街来，尽力跟他见面。这封信我打算复写出来，但是和蔼可亲的罗斯先生已经申请了禁令阻止我这么做。其实，他保释出来后出国都不成问题，但是据他自己所说，他毫无理由为了躲避一项犯罪审判而离开英国，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走，因为他从老贝利出来的那天早晨起，他就被监视了。
我们没有坐在私人房间里，靠抽烟喝酒来麻痹自己，而是午饭后去找了乔治·雷维斯，问这位律师有否办法。他说一切为时已晚，若他第一时间得知此事，他会撕了我父亲的卡片，告诉王尔德别犯傻。鉴于罗斯先生打算将王尔德的陨落归于我的坏建议，我当时恰是提出了异议的，建议他去找雷维斯先生。如果他这么做了，就不会有起诉。因为他去找了罗斯先生自己的律师，汉弗莱先生，他建议起诉，现在已证实损失惨重。

爱德华·克拉克爵士是王尔德起诉昆斯伯里侯爵案的代表律师，最终以他撤诉，昆斯伯里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告终。后来王尔德被逮捕和起诉，克拉克认为自己进行抗辩责无旁贷，并拒绝收费。

加多甘旅馆，或译卡多根旅馆，现在是一家五星级精品酒店。
名字跟“加多甘武器”（就是上面提到的Cadogan Arms酒馆）很接近，所以波茜提醒谢拉德别弄错了。
这家酒店位于独特的骑士桥(Knightsbridge)，曾经接待过奥斯卡.王尔德。客人可以在吊灯明亮的餐厅内用餐，也可享受配备有iPod基座的豪华客房。
Cadogan Hotel酒店最初建于1887年。其美丽的客房配备有可收看卫星频道的液晶电视、DVD播放机和免费无线网络连接。每间宽敞的客房均设有一间带豪华洗浴用品的私人浴室。
Cadogan酒店的Great Taste餐厅供应英式菜肴，拥有奢华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装潢，设有大理石壁炉和天鹅绒扶手椅。Cadogan酒店还设有一间别致的酒吧和优雅的休息室。客人还可以在酒店的健身室锻炼身体。酒店的出口通往斯隆街（Sloane Street），那里遍布着各种名家商店。Harvey Nichols和Harrods 百货公司距离酒店仅有5分钟的步行路程。酒店距离骑士桥地铁站仅5分钟的步行路程，距离海德公园有10分钟的步行路程。
介绍这么清楚，希望能为有机会进行“追寻王尔德足迹之旅”的粉丝们提供一点线索= =

我觉得爱德华·克拉克爵士撤诉的原因不为人知，所以我想在这里说一说。爱德华·克拉克爵士就像我一样相信王尔德是无辜的。他觉得他只是有些发疯，仅为了显示卓尔不凡而做了一些愚蠢不智的事。他相信他，却不知他真实的邪秽。在爱德华·卡森爵士（昆斯伯里侯爵的辩护律师）盘问过王尔德之后，他们讨论了一番，爱德华·克拉克爵士指出，已经不可能消除法官听了王尔德在证人席上的供认后而形成的成见了。爱德华·卡森爵士在讯问时充分利用了《道林格雷的画像》这本书，读了大段章节，证明作者有明显堕落的恶行。爱德华·克拉克爵士建议，明天开庭时不要再提供证据指控昆斯伯里侯爵了，只能放弃这场控诉他的官司，因为王尔德书中所写的内容已足以使人相信他被怀疑的堕落恶行深为他自己称道。需要指出，我父亲并没有控诉王尔德真有这种恶行，他在俱乐部留给王尔德的卡片上说的是“装作”一个不道德的人。爱德华·克拉克爵士相信，如果采纳这种观点，事情便能或多或少缓和，王尔德某种程度上也能挽回脸面，减少之后被起诉的风险。“如果现在撤诉，”爱德华·克拉克爵士说，“会有九天的议论，只要法官不追究，你就耳根清净了。如果你继续，若昆斯伯里勋爵被裁定‘无罪’，他们，很可能，当庭逮捕你。”同为王尔德律师的查尔斯·马修斯先生——现在是爵士了——同意爱德华·克拉克爵士所说，于是他们决定撤诉。写这部分情节的作者们总要自作主张，认为爱德华·克拉克爵士没有知会王尔德，不经他同意就缴械投降了。事实上，王尔德同意撤诉，他一直都是委托人，爱德华·克拉克爵士和查尔斯·马修斯爵士在两场接续而来的官司中，更是无偿为他辩护。

爱德华·卡森，名字和爱德华·克拉克差点混淆，是侯爵方的辩护律师。
克拉克认为自己在侯爵控诉案中的战术有失妥当，自己要承担一大部分责任，因此后来他为王尔德无偿辩护。其实我觉得不怪这位律师，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官司。所谓“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对上层来说，王尔德是个碍眼的存在，一旦他成了箭靶子，就没有不中的道理。
爱德华·卡森，侯爵的律师，显然没有他的对手，另一位爱德华律师帅= =~

波茜之所以没被抓，跟侯爵的大力活动有关，他疏通了关系让自己的儿子避免被捕，后来王尔德的律师严厉要求他离开英国。若是波茜跟奥斯卡一起被抓起来，后续的故事会如何发展？我相信，《从深处》就不会有了，本书也不会有了。其实波茜抓不抓都没多大关系了，他声名狼藉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奥斯卡。侯爵可以让儿子不进监狱，但无法掐断别人的舌头，也许他还不如让波茜入狱的好。
昆斯伯里侯爵无疑是奥斯卡命中的煞星= =对付不了自己的儿子，就转去找儿子爱人的麻烦。他们的父子之战殃及池鱼，最终牺牲了可怜的奥斯卡，555……

王尔德在好莱威监狱期间，我开始怀疑他是否清白。在我们再三的交谈中，他都坚持重申，这是虚假的阴谋。但是当庭审日趋接近，他却开始怯弱，终于承认“他这一生可能做了一些看来很笨的事。”但仅止于此。他担心的是我会不会抛弃他，我总是告诉他我不会。有一天他对我说：“即使这些可怕的传言是真的，你也会忠于我的，是吗？”我说：“当然会了。”直到庭审前天，他才准备一吐为快。我这天在安排好了的单独房间与他会面，我们得以有比规定时间更长的谈话。我们泛泛说了一会，他后来神色肃然，说他看不到自己被判“无罪”的希望。接着他告诉我，“在某种方式上”，控告是真的。他肯定是疯了，才会过这种生活。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克拉克和马修斯的技巧能让他免于严惩。他提醒我，我允诺过不抛弃他。尽管我因他的话震惊不已，但是却要承认，应该立刻与他断交的想法从未钻入我的脑子里。我告诉他，他所说的话不会带来任何改变，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忠于他。
与此同时，家人也在给我大力施压，让我离开英国。我父亲的顾问摆出最坏的理由让我听从。他们声称，因为我的名字不断与王尔德联系在一起，还有他写给我的一封蠢信在法庭上被读出，我也面临着与他同样被抓起来控告的危险。这些恐吓丝毫没有吓住我，反而更坚定了我的决心。在这些不愉快的日子里，我每天如常在弓街和好莱威晃，如果警察想抓我，他们最清楚我在哪。然后爱德华·克拉克爵士十分独断地插了一手，我相信，是出于我父亲的授意。他说，我在控诉我父亲的官司败诉后还持续与王尔德接触已经引起各种风言风语，如果我能出国对王尔德也好。我告诉王尔德，他说他很同意爱德华·克拉克爵士，如果我在审判时能远离这场官司就是帮了他的大忙，让他能躲避一些世人注视的眼光。尽管我听了这番断言感到不快，还是请王尔德考虑清楚，并写下来。他照办了。我这才离开英国去往巴黎。审判结果是陪审团意见不一致，因此审讯进行了六轮。举证了许多独特的证据之后，陪审团却不能达成一致。据说，我相信也是事实，只有一位陪审员站在王尔德这边，无论如何，这都无法结案。然后高层不得不考虑他们的立场，他们决定再进行一次新的审判。王尔德再次被带回好莱威监狱。在新审判到来之前，他可以被保释，只要保证人缴纳2500镑保证金。我哥哥珀西，当时的道格拉斯-威客勋爵，现在的昆斯伯里侯爵，和斯图尔特·海德兰牧师出钱保释了他。

斯图尔特·海德兰牧师，尽管他不认识王尔德，但仍出了一半钱保释了他。
感谢这位好心的牧师！1250镑是笔巨款，珀西也好好

1897年，奥斯卡从本顿维丁监狱释放，在离开英国前到过海德兰的房子，然后他搭上了一列boat train(配合船的班次载运船客的火车），离开了英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我总是想，王尔德一生中最悲剧性的时候不是他起诉我父亲，如他所说，而是他被保释出来，面临第二次审判的时候。我有理由相信，王尔德看着陪审团达不成一致，他认为自己正处于一场博弈之中，第二次审判被判无罪的机会参半。真是罪恶昭著，深受王尔德秽行折磨的人们总是相信，这世界终有一天会宽恕甚至支持他。王尔德认为那位唯一拒绝裁定他有罪的陪审员不是那些满足于已有证据的诚实英国人，而是一位朋友，一位无法言说的邪恶的支持者。他分辩道：“如果陪审团有一位成员是站在我这边，那么下一次审判也会有这样一个人。”显然大家已看腻他的丑闻，而一贯对他穷追猛打的新闻媒体也沉寂了不少，他开始相信他能脱身出来。我呢，虽然从未表示过自己有多聪慧，但恰恰却不认为他能脱身，并且，无论对错与否，我都建议他离开英国。我写信给哥哥珀西，问他是否介意王尔德逃跑。选择摆在王尔德面前，而他拒绝了跑路。他的哥哥信誓旦旦：“奥斯卡是一位爱尔兰绅士，他会临危不惧的。”他坚持认为，留下是高贵的。我也经常看到这样的说法，他留下来是因为他不愿令他的保释人蒙冤。而他的保释人，事实上，就算他跑了也不会怪罪他，但他仍然却步了。重申一遍，他的悲剧全源于他自身。即使我们总愿意相信，他去弓街取传讯令时，他就将自身意志全交付于我，但他在欧凯利街上身无分文，朋友殆尽，公众曝光他是史无前例之人时，他的意志呢？难道又突然自我恢复了？我因为建议他逃跑而备受谴责。另一方面，谴责我明知他有罪还建议他逃跑的人，又谴责我明知他无辜还不建议他逃跑。我对我劝谏他的一切都无愧无悔。他逃到法国会白费我哥哥2500镑，但天知道我又得花多少紧俏货币？但是可以让王尔德少两年牢狱之灾，还可以从他手中拯救文学之沦丧。很明显，如果他没被剥夺自由，他就不会自甘堕落，英国语言也不会沦丧到写出《从深处》。

为什么眉毛不一样了？⊙▽⊙

我之前说过有位传记作者是如何描述王尔德在败诉之后、被捕之前的情状的，但我还是想提请注意一遍：警察敲响Cadogan Arms的大门时，王尔德及其同伴们“面色惨白”，“大惊失色”。以下则是这时候的另一说法：奥斯卡·王尔德那天下午在一家旅馆房间里，抽着烟，喝着威士忌加苏打，看着《黄面志》和晚报。警察进来时，他既不惊慌也不颤抖。他下了马车来到苏格兰场，还礼貌客气地与警探讨论了一番车费问题。两则描述都相当有趣，虽然自相矛盾，却都是同一人的大作，即罗伯特·哈勃·谢拉德。
也是这一位谢拉德先生描述了接下来可怕又精彩的轶闻：“第二天下午，1895年3月25日，星期六，奥斯卡·王尔德被裁定有罪，叛两年苦役。审判进行了六轮。他释放后，有位老朋友问他裁决是否公正。他说，五轮审判我都无能为力，但有一轮尚可一议。‘但是，为什么呢？’这位朋友问，‘你为何不让律师进行辩护？’‘那就是出卖朋友。’奥斯卡说道。事情自一开始就已定——余下的则是绝不令听者存疑——这番话真实不虚。”
假如王尔德真这样说，他肯定得承认那些“听到此言之人”瞬间就变成了白痴。六轮审判中列举的罪项都提及他与别人存在不正当关系，他们全在证人席上作证了王尔德的参与。如果有一位朋友些微涉及，那个朋友的名字极可能在法庭上泄露出去。如果二十个朋友涉及，他们的名字全都保密，王尔德的罪行就微不足道了，他应该要判得更轻。以王尔德的胸怀他不会去顶替朋友服苦役，当那个名字涉及的时候，他肯定要洗脱自己。他整个人生准则都是颠覆他崇高的利他主义的。他不会不吃饭去拯救一位朋友——更何况，还是面临破产与牢狱之灾。

罗伯特·谢拉德

奥斯卡第一次见面就强吻人家，波茜的又一情敌/(ㄒoㄒ)/~~

这章结束了哦，撒花~~~

第八章 两年苦役及以后
王尔德被判两年苦役是毫无仁慈的法官强加于身的，我为此伤心不已，但我自身的境况却比这还要糟。王尔德及其拥趸对我指责不息，他们从不归咎于王尔德自身，而对我父亲骂不绝口，怪罪我要为此负责。他们乐于找个替罪羊来替这个高壮男人洗罪。因为我写过一两封表达不堪重负的蠢信，他们便认为这些信含有深意。我无意拐弯抹角，就直说吧。这类印象是王尔德入狱之后被硬造出来的，他们暗示，我——阿弗雷德·布鲁斯·道格拉斯是王尔德被控罪行的同犯，多少传言说是我在他入狱前将他引入歧途，他出狱后，企图洗心革面之际，又诱惑他重操旧业。我注意到兰桑先生在他最新一版的《奥斯卡·王尔德：批判性研究》中有如下注释：“1912年出版的此书涉及诽谤，1914年4月在最高法院国王法庭经四天审判，法官达林先生及特别陪审团裁定我胜诉，因此在再版此书时我考虑过要沿用原版，我有权这么做；但由于删除有争议的章节无损此书批判性宗旨，再者顾及到后续版本可能会为读到这些章节的某些人带来痛苦，所以我决定由此删除这些内容。”

波茜在1907年-1910年担任《学院》主编的时候，与女画家罗曼·布鲁克斯发生外遇。这也是一名双性恋，主要的恋人是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同时与王尔德的侄女多萝西·王尔德也有恋情。
罗曼1923年自画像

我发现波茜喜欢这类英气勃勃，有男子汉气概的女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