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网球赛赢来的奖品我还留着，是一只乔治王时代风格的漂亮银奖杯，还刻了以下字样：
青春躁动的年纪
贝拉克利俱乐部
1894

第五章 昆斯伯里勋爵介入
1895年，我和奥斯卡王尔德的友谊已经密切到谣言风起的程度。我们形影不离：王尔德去哪，我去哪；我去哪，王尔德去哪。我住在我母亲住的加多广场的房子，王尔德住泰特街，我们经常在皇家咖啡馆和萨沃伊吃饭，晚上我们去剧院、音乐厅，白天通常在“威利斯的房间”度过并顺便吃晚餐。那时我已离开牛津，时间自由，钱也不大愁，父亲每年给我350镑零用钱；家中（包括我在朋友、亲戚家）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都应有尽有；我想用钱时，只需跟母亲和纵容我的外公要。无论如何，我敢说，我的开支至少是每年500镑。王尔德是一个大手大脚的朋友，尤其是在他自诩为美食家和世界伟人之后便更是如此，他为款待我而花费不菲，尽管在有些高档酒馆也经常只招待我一份牛排和一品脱苦啤酒，而当我点菜、付款来招待我朋友时，我肯定要比他做得好。

王尔德住的泰特街的房子

波茜在这里提到的“石”这个单位，是一个非正式的测量单位，一石等于14 磅体重 （约6.35公斤，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用于测量人体重量。

haymarket,直译是干草市场，伦敦威斯敏斯特的一条街道

今天七夕，祝大家节日快乐啊！！(╯3╰)
百度的标志把牛郎设计成了左衽，底下已经吵翻了，还建议百度去百度一下百度百科，笑死我了，一大早就如此欢乐…

就像我所说，我们老是一同出现在咖啡馆、饭店、剧院及其它公众场合引起了人的乱嚼舌根。我听到过各种无聊的传言，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也真是无聊之极。我深信有些风言风语是某些被我取代了王尔德的宠爱的人传出来的，他们痛恨，是因为王尔德虽仍与他们交往，却很大程度不再频繁陪伴。总之，我觉得某些人对我独占了王尔德而深感嫉恨。即使是跟我一向关系友好的王尔德夫人也为谣言所惑，深信不疑。她开始说我占据了王尔德太多时间。王尔德有此告诉我，她因为我们老在一起而发难了。我告诉他，的确我们看来是太多时候黏在一起了，我说我离开，听他自便。但是他说，这对他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已经设法使王尔德夫人理解。他向我说起此事时语气懒散无力，我还没蠢到信以为真。于是我们的日子便听之任之，还是照旧。在这里我要说，在我与王尔德三年的亲密交往中，我从没听到他口中吐出一句粗鄙不雅的话来过。我知道他有些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我并非对他这些缺点视若不见，他偶尔也会有失检点。我知道他不是圣人，就如这世上所有人一样，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正派之人。我从未听他说过一字一句能令我改变这种想法的言辞。他对我总是，我要说，彬彬有礼，文雅备至。我特别注意到我们的社交人士老喜欢开些肆无忌惮，哈伯雷式的粗俗玩笑，王尔德却小心翼翼，赶紧打住或转换话题。因此他是男人之典范。我有一两次听到有人暗示他有某种倾向，我义愤填膺斥责了他们。因为我相信，作为他的密友，我深深了解他，觉得那些谣言毫不符实。

笔误，是拉伯雷
弗朗索瓦·拉伯雷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他出身于律师家庭，早年受僧侣教育，在僧院里就已研读古希腊文学和哲学。不久，他和毕代通信，到法国各地游学，和散居各地的人文主义者讨论问题。游学时期，他有机会接近人民，增加了对社会的认识。他对数理、医药、考古、天文、植物等都作过钻研。1530年后，他在里昂行医，是法国最早研究解剖学的医生之一。他不仅用医药减轻病人的痛苦，还写些故事供他们消遣，他的文学创作就是这样开始的。代表作品《巨人传》。
《巨人传》的语言富于创造性，有时气势磅礴，热情充沛，有时庄严雄辩，但也有一些段落流于庸俗粗野。拉伯雷大量运用各行各业的语言，这说明他对社会下层的行话也很熟悉。他往往一连使用几个意义相近的词来描写一个动作或表达一个概念。这是拉伯雷的夸张手法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说明十六世纪的法兰西语还未固定下来。

早在几年前我遇见王尔德之前，我母亲就想与父亲离婚了，那时我就意识到家庭关系不和睦。非常坦白地说，我怨恨父亲是因为他对母亲非常不好，所以，你们能理解当王尔德有天告诉我，昆斯伯里勋爵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立即终止与我的交往时，我有多愤怒了。他自以为这样是为我好。王尔德问我该如何是好，我告诉他不理他。然后，父亲给我写信，告诉我那番他对王尔德说的话，威胁如果不马上与王尔德分手，要断了我的经济来路。我真不知道昆斯伯里勋爵能做出如此请求。我断定，他写信求我是为讨厌的目的，因为他知道在他跟母亲的离婚事宜中我站在母亲这边。因此我回了他一封刺人的信，还有一封激烈的信及一部分信都被精明的律师保存在玻璃橱里，拿来作为交互询问中对我不利的证据，证明我是一个不孝孽畜，对自己父亲极其恶劣。

就已发生的事情来看，我知道自己轻率不对。但身为第八世昆斯伯里侯爵之子与道格拉斯家族一员，我不可能没有品质缺陷。我不打算谴责父亲的方式不道德的一个简单原因就是，我还有这种道德，我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在父亲去世之前，我们父子完全和解了，他将他财产中能分给我的部分悉数留给了我。

既然没让王尔德和我分得成，昆斯伯里勋爵便采取了另外的路线。怀着把我从讨厌的纠缠中拯救出来的诚心，他开始公然羞辱王尔德。在王尔德的戏剧正上演的一家剧院，他弄来一束胡萝卜花，准备在后台献给王尔德；他还在他所在的俱乐部留下了一张卡片，背面写着可憎的话。我无需说王尔德是如何难受了。他激动地来找我，说我父亲这样对他实在是太缺德，太残忍了。除非他立即道歉，否则除了起诉他诽谤罪之外别无选择。我对他的语气有点不痛快，他似乎在谴责为我该为所发生的事负责。于是我立即说，据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他是不会道歉的，你可以起诉他，给他一点教训。
众所周知是我鼓动了王尔德控诉我父亲。确实，我没有下跪恳求他不要起诉。因为他明确告诉我，对他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站不住脚的。我毫无理由认为他在撒谎，因此，我便让事情顺其自然了。进一步说，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昆斯伯里勋爵因为对我和王尔德的恶劣行为而立案也没什么值得同情的。按王尔德所要求，我跟他一起去见律师。这位律师是罗伯特罗斯推荐的，所以他也陪我们一起。他提议了程序，我们去弓街取得了逮捕我父亲的批准。批准执行的那天上午，王尔德近乎歇斯底里地找到我，告诉我他没钱，至少要300镑官司才能进行下去。在他的急切恳求下，我给了他360镑。（这笔钱可以在我的银行折子里查到，在兰桑案中已经核实。）这种行为被人认为是极不合理的。但是王尔德向我指出，他因与我的友谊而遭受昆斯伯里勋爵的羞辱，除非他将起诉进行下去，否则他在整个欧洲都得被打上生活不道德的烙印。因为是我让他陷入这种境况的，如果我不能找到几百镑让他摆脱出来，那就太说不过去了。我该怎么办？——处于我这种境地的人该怎么做？我真的很想完整引用王尔德的话，那些在兰桑案中描述我的话，但是因为这本书的原稿在罗伯特罗斯先生手上，他向法院申请了禁令禁止我这么做，因此我便不得引用未出版的《从深处》手稿的任何内容。这用可怕的方式指控我的恶毒章节在法庭上公开宣读，也在各大报纸发表，但我却无能为力，无法回应，指出有多不符合事实。我无需夸大其词，这样的规定是对公正原则和公众常识的践踏。我不是说，这规定是对现有法律的错误解读，尽管难以相信。我只想说，这样一条法律的存在就是社会的耻辱和妨害。因为很明显，在这样的规定下，任何人都可以下流诽谤他人，并能让被诽谤之人在他被诽谤的有生之年都无法做出回应。打个比方，就好像无人能阻止我写信给阿斯特伯里法官先生——批准罗斯先生阻止我引用《从深处》的临时禁令的法官——如果我乐意，我可以在信中随便找个罪行来控告他，随便嫁祸他卑鄙下贱，我可以攻击他的父母，他的亲戚，捏造一些他从没说过的话，我还能虚构一些他没做过的事。然后我要做的就是把这封信交给我的一个朋友，指示他，在我死后把这信放进大英博物馆，一直到这位朋友认为可以从那儿取走并将其出版。如果阿斯特伯里法官先生恰好比我长命，他机缘巧合读到了这封躺在大英博物馆，猛烈攻击他的性格，并将在五十年后出版的信，他却无能为力，连采取最低限度的措施阻止在自己身后出版都不能，他甚至不能为这种指控做出自我辩护。手稿的版权归我的后人和我指定的遗嘱执行人所有。阿斯特伯里法官先生应该很想引用这封信，来说明它的诽谤有多荒谬不实，但他却会立即被版权法阻止。我这封不体面的诽谤信是贵重的文学著作，因此阿斯特伯里先生的引用将有损他的市场价值，尽管他认为一个去世之人指责自己，并且计划在自己身后向世界公布，自己完全有资格为此辩护也是徒然。他应该已被明确告知，“法律规定得相当清楚”，所以他只能尽可能地逆来顺受，正如我正好也处于这种相似情形之下所做的那样。我所能做的，至少是正当合理的做法就是，在阿斯特伯里法官先生所做的法律解释的狭窄范围内说出事实，关于王尔德的生涯在与我有关的期间内的事实。

我一开始强调过了，我没有强迫王尔德起诉我父亲。这事可以用几句话就讲清楚。我父亲控告王尔德某种恶行，这控告看来是真的。王尔德向我隐瞒了实情。他出于自己清楚而我不清楚的实情考虑，对我父亲准备采取荒谬的起诉，他当然失败了。法官转向他，判定他有罪，这罪行他不予承认，我成了一只好用的替罪羊。
我没有拖王尔德到弓街去申请逮捕令，我是在他的请求下跟他一起去的。这种胁迫的说法，不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是荒谬的。他是“人生之王”——高大、肥胖、强壮的家伙，脑子清楚，也有41岁年纪了——正如他的仰慕者们所说，“正值盛年”。我比他小16岁——也就是说，当时24岁。真正的事实是他隐瞒了某些我不知道的东西，即，心虚的道德心。他不敢告诉我，昆斯伯里勋爵控告他的事属实，他是一个懦夫，甚至不敢一个人去弓街申请逮捕令，所以才哀求我跟他一起去。
我也没有在这期间胁迫或哄骗王尔德去蒙特卡洛，也没让他支付我的开支和我赌输的钱。
王尔德说他的神经已崩溃，他以前没去过蒙特卡洛，我们去那只是为了让他分散一下心情，为了这场官司，他已经好似惊弓之鸟。因为相信他是无辜的，我告诉他，没什么可担心的，与其担心，不如做点别的事，因此我们去了蒙特卡洛。我经常去蒙特卡洛，此生还没一口气在屋子里待着超过两小时过。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下，我待在屋里的时间比我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王尔德与我一起。他时常与我待在房间里。我给了他好几把我赢来的金路易，他一个子儿也不敢掉落。我以前就说过，他经常认为，金币就是一大笔钱。显而易见，一个连律师费都付不起的人，会去支付一个人的旅馆费用和赌博损失吗？只有白痴才会相信这种蠢话！

王尔德的朋友，包括永远不可忘记的罗伯特·谢拉德，长着一张“像罗马皇帝的脸”，王尔德认为他“好到极点”，也反复叫嚣着我得为他的陨落负责，甚至连王尔德夫人都写信对谢拉德说我“毁了美好生活”。兰桑先生在书中告诉读者，他从罗斯那里得来传记的事实。这些人都要知道，毁了奥斯卡·王尔德，给他带来灾难，毁了他生活的人是奥斯卡·王尔德自己。他在老贝利法庭（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俗称）不是为控告昆斯伯里勋爵而受到起诉，而是为他自己低劣、肮脏、丑陋的本性。他们愿意相信他因假证被判有罪，是我造成了他的崩溃。他们美好的想法似乎是，若是他没有遇见我，他就不会露馅，后世会认为他十足值得敬仰，而不是如此鄙视。如果这就是他们的想法，那就让他们这样想吧。
我也受到了控告——又是仅凭王尔德的说法——我有时是他的麻烦，写些讨厌的信来攻击他。这意味着什么？要暗示什么？这些信在哪儿？我怎么能一边写信责难他，一边还给钱给他辩护那些非难呢？我没给他写过讨厌的信，在我们谈过这事后我写给他一封信是坚定我的想法，他是无辜的，他别无选择，只有控告我父亲。没想到这就成了我的“讨厌”，程度就跟我父亲留给他的可怕卡片一般。事实就是，王尔德一旦决定起诉我父亲，便决定了，如果失败，我就要为一切负责。
本章结束，明天我来翻下一章~

第七章 王尔德审判案
众所周知，控诉我父亲的官司毫无悬念地败诉了。王尔德邪秽在身，却有意瞒着我，把他的败诉归结为“可耻的犯规和骇人的阴谋”。须知我父亲只是说出真相而已。有一位传记作者用颇富戏剧性的笔调描述了官司败诉后的事，他这样描述嫌疑人作家：“那时候，我一个朋友，跟很多陪着王尔德的人一起，坐在Cadogan Arms的私人房间里，抽烟、喝威士忌加苏打，等着大难临头，无人能言。他们的脑子犹如炸锅，企图麻木自己，相信并希望事情不会来临。我所知的是，警察有意拖延了数个钟头，无法再等了，这才开始行动，敲响了Cadogan Arms的大门。他们面色惨白，犹如听到突如其来的噩耗。没有一位朋友想过告诉王尔德，他的律师在交互询问结束时给出的警告意味着什么，或者强迫他认识到国家政策的不可撼动，他应该立即出国。事实上，逮捕证直到去多佛的最后一趟火车开动都还未签署。那趟车准时开走了，但上面没有王尔德，现在为时已晚。”

Cadogan Arms，是伦敦的一家至今仍在营业的老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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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