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时分060208
关键词：王蒙　非学者化倾向　赵本山　喜剧美
　　北京社会科学院一位老先生说：“作家王蒙在二十多年前就批评过中国作家的非学者化倾向，当时影响很大，使得很多青年作家一窝蜂地去考文凭、读学位了。
我一直不同意这种做法和想法，事实证明，一张文凭和一个学位并没有促使任何一个作家写出好作品。”
　　王蒙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当时提倡作家的学者化，是想让大批的中国作家从个人经历、封闭思维和狭隘的激情当中走出来，进入一种宏观的理性思考。这种诉求，在当时很有积极意义。
　　但是，作为一个文化命题，我也是不同意的，曾经委婉地多次表达过我的一些想法。简单说来，就是作家和学者是两件事情。有少数人能够把这两种身份结合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在工作的时候，这两种角色也应该是分开的，不能搅在一起。大家知道，学术思维大多是有害于创作的，倒过来也是一样，情感和幻想对于学术研究没多大好处。
　　按照中国的传统，一般总是过度地崇敬于学者，觉得学者远远的高于作家、艺术家，所以作家、艺术家也努力地去靠近学者。其实，在我看来，作家、艺术家，他不是学者，非学者化，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也不是大问题，真正的大问题呢，是艺术家缺少艺术情怀，作家缺少对生活的这种艺术感觉，和表现上的那种艺术力度，这是最最大的问题。
　　这我想起一件往事了，在十五年前，我在广西的桂林第一次遇到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喜剧表演艺术家赵本山先生。他当时还被文化界不少人看成是一个乡间艺人，因此他周围的朋友曾经跟我商量，能不能让他到我当时正在担任院长的上海戏剧学院来读点书，拿一个文凭。我毕竟是内行，我在桂林仅仅看了他的三段小品演出，我当时就说：“不必来拿文凭了，他肯定是我们学院的教授需要研究的对象！”
　　据说到今天为止还有人否定赵本山先生是艺术家。其实，这不是否定他，而是否定中国民众的笑。在美学上，喜剧美要比悲剧美复杂得多，也更难于营造，所以卓别林的地位远远的高出于绝大多数悲剧表演艺术家。这我要稍稍讽刺一下了，我们有一些人，故意把自己的笑声憋住，去听一场半懂不懂的英文演讲，好不容易终于把笑声一次次放出来了，表示他完全听懂了。
秋雨录
如果时空倒转，你认为司马迁会去考历史系，鲁班会去考建筑系，郑和会去考航海系吗？
请不要怜悯他们，说他们那时没有大学。

秋雨时分060209
关键词：张艺谋　千里走单骑　杨门女将　贵州地戏
　　以知识和学历来代替文化素质的问题看来实在是比较普遍，所以我收到的反馈也就越来越多。不少反馈与眼下发生的很多文化事件有关，有必要来说一说。我这儿有一位大学青年教师的意见，我还要读一下：“最近看了报刊上对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千里走单骑》的批评，很多教授认为他把贵州的地戏搬到云南去了，犯了常识错误。有的教师还批评这部电影重复了‘张氏煽情模式’。我觉得不太公平，与广大观众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很不一样。您怎么看？········”
　　那一教师终于也承认自己悄悄的去看电影了，这很不容易。事实又一次证明，他们确实严重地缺少艺术素养，所以教出了不少与他们差不多的传媒记者，在报刊上振振有词地发表这些胡话，实在是搞笑了。
　　张艺谋先生是在进行艺术创作，而不是在做新闻报道，更不是在做贵州地戏的研究。大家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塑造一个小说人物，很可能鼻子是这个省的，眼睛是那个省的，耳朵又是另外一个省的，只看人物塑造得好不好。历史学家吴晗先生也说过，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有一个家庭的妇女们组织起来保卫住了整个北部边疆，又由一位年迈的老太太来做总指挥这样的事情，但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喜欢看京剧《杨门女将》，就是艺术和历史和知识，那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还有，比如历史上记载的包公，并没有审过那么多的案子，但是后代的艺术家把不同时代、不同省份的各种各样的案子都交给他老人家一个人去审了，把他当作一个在没有公正法制的时代一个流动型的民间法庭。难道这一些都违反了历史常识吗？
　　我想如果张艺谋先生听了这些批评家的话，把拍摄地移到了贵州，他们又会得寸进尺，去追究是哪个县、哪个乡、哪个村的了，这样下去如何了得？碰巧，我本人正好是贵州地戏的研究者，第一个在美国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把贵州地戏介绍给世界。因此即使不说艺术素养，仅仅在学术的资格上我也可以告诉张艺谋先生：不要听他们的!
　　至于艺术上怎么来评价《千里走单骑》，下次再说。
秋雨录
一群现代评论家经过考证指出，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错了，因为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黄州打的。这话被曹操和诸葛亮听到了，他们都说，还是我们换一个地方打吧，因为那首词比军事重要，苏东坡比我们重要。

周末的话060212
对文化素质的可疑的理解，在两岸三地，在世界的华文领域里边都比较普遍，存在的方式各有点不同，如果硬要做比较的话，我觉得香港的问题更严重一点。因为香港是一个经济社会，不太重视人文积累，因此对文化的理解更注重学历，当然主要是欧美学历了。我想香港除了顶级的企业家之外，那些拥有剑桥、牛津、哈佛、耶鲁博士学位的人，他在社会上所能取得的荣耀可能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我本人曾经在香港两所著名的大学先后工作过不算太短的时间，认识那儿不少人文学科的教授。他们中间，确实也有不少具有国际视野的勤奋的学者，但是，不能不说也存在着不少的南郭先生，他们除了那个早年的学历和一些泛泛之作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们如果到中国内地讲课，主要是半中半英地解释几个国际学术概念；他们如果到国外讲课，只要没有别的中国学者在场，大多也是介绍一些最浅近的中国古代诗文的知识。这样一个群落的存在，本来也很正常，但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它的最高文化层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让人遗憾了，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人文领域里边做出独立的创建，不太可能形成学派和学说，他们没有力量来评价香港发达的流行文化，也不太有力量来指导香港每年耗费巨大而成果寥寥的那些剧团。他们有一点责任，因为使得香港的文化从整体上走向了平庸。
很多年以前，一直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那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我看到了香港优秀的流行文化和电影制作的机制，看到了很多优秀的传媒机制，看到了金庸先生的存在。即使在高层学术界，我也看到了饶宗颐先生和其他一些著名教授的存在。我记得当时曾经对香港《信报》的记者说，我说：“即使只有一个饶宗颐先生，香港也不是文化沙漠。”饶宗颐先生看了那个报道之后，就请我吃饭，他曾经感慨地说，他说：“就算我是沙漠里边的一棵树，也会更强烈地感受到周围是沙漠。”
我想这个情况现在是肯定有所改变了，但是其实还是值得香港文化界的朋友们注意，相比之下，台湾的情况要好一些。台湾在学历的讲究上也稍稍有点过份，但是在整体学术的底子上比较厚，文化人和文化人之间相互的了解也比香港要多得多，因此谁要靠着一个早年的学历长时间的蒙混，在台湾就比较困难。而我最看重的，是台湾的普通民众的艺术感受能力，这一点非常了不得。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拥有了一批既高雅又流行的大艺术家，比如白先勇、余光中、林怀民、朱铭、李安等等，这些大艺术家都未必具有香港最看重的那种“最高学历”。台湾文化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政治的命题强烈地掩盖了文化的命题，这使得人们对它的整体文化气氛还能保持多久，产生了一些担忧。　　至于大陆，那太大了，在文化素质的问题上处于一种非常庞杂的状态。但总的说来，像香港那样不合格的文科教授靠着早年的学历在大陆要长期混下去，难度较大，因为在绝对的数字上，大陆毕竟拥有大量的智者，很容易比出高下。但是，大陆文化界靠关系、靠苦熬而得势的人很多，再加上一批以半官场的方式侧门而上的文化头面人物，那就滋生出了另外一种虚假的群体。在我看来，正是这个群体，成了全社会提高文化素质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