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重庆的猪先生问我认为谁是正解《诗经》的主？
回复：不知道怎么回事，重庆的猪先生好像老是觉得就一定要有一个能将《诗经》完全解对的人，这其实还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
我一再强调，不管是毛公也好，郑玄也好，孔颖达也好，欧阳修也好，苏辙也好，朱熹也好，方玉润也好，阮元也好，孙星衍也好，闻一多也好，都不能说他们就是能够完全读懂了诗经的。毛公的优点是因为离周代较近，在名物考据方面较为可信，但是众所周知毛公对诗义的敷演完全是一塌糊涂的“敦教化”、“美王化”和“后妃之德”。而闻一多等现代研究《诗经》的国学大师他们有科学的方法，完善的史料，可以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说他们就一定是对的。
我在历史研究中，主张对同一史实多看几种记述，因为历史的编写往往是阶级意识与社会思潮的主观体现，我们就必须在一堆主观的文字中谨慎推演出客观的真理。而这一原则在《诗经》研究中同样适用，因为前人的训诂考据都是既有合理之处，又有不合理之处，所以研究者就必须在熟悉旧说的情况下创新，否则只是闭门造车。

1、 重庆的猪先生认为汉武的五经博士尙且不能举证，汉以降的经学家又何以举证呢？
回复：国学方面的研究，往往是综合的研究，比如你研究《尚书》你就不能只看《尚书》，你研究《周礼》你就不能只看《周礼》。我们必须会综合运用已有资料，除了《毛诗正义》、《诗集传》、《诗经原始》等专门的研究书而外，诗经版本学上还有东汉的《熹平石经》残石，三国的《正始石经》残石，唐代的《开成石经》，五代的《孟蜀石经》残石，宋刻的“巾箱本”《九经》，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等。
而我们还要会综合运用考古资料，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张迁碑》——这是一通汉代的碑刻，其文本上有一句来自《诗经》的引文：“旧国其命维新。”这句话出自《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问题，必如“国”字就有几种可能：1、原文作“邦”，汉代避高祖（刘邦）讳改为国，2、原文作“国”，在汉朝灭亡后重新校正《诗经》时误将“国”作为避讳字处理。而其断句也与今文不同，也是值得研究的。
而其他还有很多考古资料可以用来作名物考据的依据。
而古代其他的“经典”乃至一些注释也可以参考，比如五臣、李善对《昭明文选》的注释，对名物考据其实是很有用的。
甚至，有些字的错误的纠正，研究者如果不通文字学、音韵学，也会无法看到一些东西。
而我们对《诗经》中出现的生物的考证，我们也必须熟悉生物分类学。而《诗经》中的天文现象如“七月流火”、“月离于毕”，如果我们不通天文学也是不知道的。
所以，《诗经》研究靠的是综合运用，我们不能研究《诗经》就只参考《诗经》，这样无异于闭门造车。

4、重庆的猪先生问道：“闻一多不理会所谓背后的史实，因为这是不科学的…。毛公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不客观的。不研究史实，难道就是科学的？客观的？没这个理儿吧？”
回复：试问，在文本中没有出现明确的事实（如《硕人》、《黄鸟》等诗）我们能够说真的是这样吗？毛公时代离《诗经》时代大概有五至十个世纪，他附会史实有依据吗？少数的确在《左传》、《尚书》上好像有依据，但有一个例子就是《豳风·鸱鸮》在《伪古文尚书·周书·金縢》中有明确记载，但据近年发掘现存上海博物馆的周代《尚书》简牍文本来看这一记载至少在当时是没有的。那其他记于《左传》记于《尚书》的我们敢保证一定没问题而《鸱鸮》只是一个个例吗？恐怕未必罢。
闻一多等近现代国学大师都有着科学的方法，看似缺乏资料实际可用的综合资料很多，难道就不是科学客观的吗？我们知道，现代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研究手段是有区别的。而且我也没有说闻一多就一定是全对，但至少他们对诗义的理解与毛公相比恐怕是高下立判罢。
所以，谨慎的《诗经》研究者，如果文本没有提到史实，我们就没有理由附会史实，这样的臆说是完全没有依据也是不科学不客观的。

@吴戈重庆 @重庆的猪 我 找到了“上智下愚”的原文出处和解释，但是有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您，您对上智下愚理解有偏差，《汉书·古今人物表》说：“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是由其品质而言。孙星衍《问学堂集》：“上知谓生而知之，下愚谓困而不学。” 则是由其知识和品质而言，虽然“上知谓生而知之”句其实与孔丘的思想相左。但是孔丘本意可以肯定不是关于阶级的，因为孔丘虽然代表其阶级利益，但是又是孔丘又很洒脱，会超脱阶级之外的。而以上观点引自中华书局版杨伯峻《论语译注》。请您再仔细思考这个词是否可用在此处，您对其过分阶级观的解释完全歪曲了孔丘的愿意而这种解释是否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