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诗 经》第一节
《诗经》概说
从原始歌谣开始，我国诗歌发展到西周已进入相当成熟的阶段。《诗经》的出现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最初的伟大成就。《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作品305篇。其中《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即《诗经》存目311篇，存诗305篇。最初称“诗”、“诗三百”，汉代儒家奉为经典，乃称《诗经》，后世沿袭。
一、《诗经》的编定《诗经》中收集了自西周初期（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作品，其作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奴隶；其地域包括东之齐鲁、西之渭陕，北之燕冀，南之江汉，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时间之长，地域之广，作者之复杂，以当时的条件能够编成这样一部诗集，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工程。所以关于它的编定，一直是后世学者探讨的问题。如此时之长，地之广，作者之多，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的。那么是谁搜集整理成书的呢？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历史上有所谓孔子“删诗”说，这其实是靠不住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一三百五篇，孔皆弦歌之。”由于司马迁的史学地位之高，所以这一说法，影响很大。又因为司马迁是第一个对春秋战国以及上古时代的文化进行总结的人，也是第一个为孔子作传的人，先入为主的思维自然容易被后人所接受。
汉代毛亨在《毛诗正义序》中就坚持这一观点，宋欧阳修还归纳出孔子删诗的三个原则。这种观点认为，周王朝地域广阔，五百年间不可能只收集到300多首，恐怕三千多篇也不止，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从三千篇中选出305篇编成教材，是不可能的。另外先秦典籍中的诗篇确有一些是《诗经》未收的，有的比《尚书》、《左传》所载少了某些章节或字句。这说明，《诗经》的确是经过删改整理的本子。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离孔子生活时只有400年左右，所以他比后人更有发言权，所以有很多人相信他。而否定的理由有四条，第一，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诗三百”，可见当时“三百篇”已是定数，孔子自己也没有说过删诗的话。（这是大事啊）。第二古代典籍对《诗》的运用情况与传世的《诗经》差异不大，不可能是3000选出300，如果将十分之九删去，则会有大量的逸篇。第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在鲁观周乐，乐工为他演奏风、雅、颂与今本同一样，只有国风与今本略有出入，而那时孔子只有八岁，孔子删诗说站不住脚。今天大多数学者认为，孔子没有删诗，但可能做过些整理工作。周代朝廷对诗歌十分重视，有采诗、献诗的制度。周代设采诗之官到民间采诗，献于朝廷以观民风，另外王室的公卿大夫也有献诗的义务，所献之诗有自己作的，也有别人作的。我们今天无从得知《诗经》编定的具体情形。但可以推测，周王室中最有可能编辑诗歌的当是王室乐官，他们至少在《诗》的成行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到春秋中叶，周王室衰微，王室乐官失业，诗的采编与积累便停止的。
二、《诗经》的分类《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十五国风，诗160篇；“雅”包括大雅小雅，诗105篇；颂包括周颂、商颂、鲁颂40篇。（风：周南、吕南、邶风。鄘 卫 王 郑 齐、魏、唐、秦、陈、桧、曹、豳 十五国160篇 雅：大雅31篇，小雅74篇 105篇。颂：周颂31篇商颂5篇鲁颂4篇，共40篇。《诗经》为何要这样分类，后来的学者众说纷纭。汉唐的权威说法是“功用说”，以《毛诗序》为代表，认为《风》的功用是教化，为政者用以教化人民，人民用之劝谕为政者；《雅》的功用是纠察王者的故事，政事有大小，所以雅有大小雅；“颂”的功用是赞美神灵、歌颂君王。但宋代人郑樵提出“曲调说”，他在《诗辨妄》中说“乡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这种说法比《毛诗序》的功用说合理，“功用说”有不少地方说不通，比如“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诗本应属于“二雅”，但为什么出现在《国风》中？“曲调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矛盾。所以郑樵以后有很多人坚持这种观点，如朱熹、梁启超、王国维等，现代学者也大都坚持这一观点。我们认为《诗经》的分类主要是按音乐分，也考虑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