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变法，基本上是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为中心的财政变法。换句话说，这些变法几乎无一例外，是奔着为国家捞钱去的，至于民生疾苦，则极少出现在变法内容之中；即使出现，也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幌子罢了。

商鞅变法：国家要想强盛，必须让百姓始终保持贫困 在中国的“伟大改革家”序列里，商鞅及与他同时代的李悝、吴起等人，是祖师级的人物，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人物。但实际上，其人不过是一个冷血的“国家主义”打手，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商鞅的变法理念有三：1、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国家才会强盛；2、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国家才会强盛；3、必须“弱民”、“愚民”，国家才能强盛。这三条，无论是放在今天，还是放在2000年前，都是历史的反动。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三：1、按军功受爵；2、强制百姓互相告密，有“奸”不告者腰斩；3、百姓只许务农，从事其他职业者，以及懒惰而致贫困者，全家没收为奴。这三大内容，正对应着商鞅的上述三大变法理念。具体说来，1、商鞅认为，“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无论国家有钱还是没钱，都必须时刻处于战争状态，如此才能强盛，才会不被“六虱”侵害。“六虱”是什么呢？是“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2、为什么必须人人告密国家才会强盛？《商君书·开塞》里有解释：让老百姓只敢做国家让他们做的事，国家才会大治。3、《史记》里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似乎效果很好，但实际情况是：老百姓所受的盘剥比重非常之大，始终在生存线上下挣扎，因为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按商鞅的逻辑：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动力；富有之后，就会“淫”（商鞅所谓的“淫”，指的是求智欲）；“淫”了之后，国家就会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国家必须想办法在百姓富裕后“合理”拿走他们的财富，让他们再度陷入贫穷。如此，才会重新激发百姓的求富动力，他们为生存疲于奔命，没有精力求智，国家也不再有“虱”了。这种让国家富有而让老百姓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可以使国家双倍强盛。（原文见《商君书·弱民》）

孝文帝变法：目的在于与豪强地主和平分割百姓地租 商鞅和武帝所发明的财富掠夺模式过于暴烈，必不能持久，人亡政息是意料中事。真正具有深远历史影响力的变法，是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改革，这次改革所确立的国家征敛模式，此后一直被历代袭用。 “均田制”的出现有特殊的历史背景。自魏晋以来，战乱频繁，一方面人口大量死亡，出现了大量空荒地；另一方面中原豪强聚族自保，人口大量依附、控制在这些豪强地主手里，据《北史·李灵传》记载，最极端者，上千家百姓依附于某一豪强，居住在方圆五、六十里的范围之内。当时北魏旧的国家租税征收方式，是按户计算的。上千家百姓依附于一户豪强，国家实际上只能征收到一户的租税。这自然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均田制”，就是朝廷所设计的一套从豪强地主手里抢夺百姓、抢夺赋税的变法方案。 “均田制”的内容很简单：1、土地国有；2、朝廷将这些国有土地按一定标准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样简单的内容，何以能够从豪强地主手里抢夺百姓，抢夺赋税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空荒地，这些荒地的量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连牛都可以按规定从朝廷手里每头分配到三十亩耕地。当时，老百姓和豪强地主其实都不缺土地，国家光给他们分配土地，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但朝廷同时还制定了新的租税征收方式，不再按户计算，而改成按“一夫一妇”计算，且额度比豪强地主向依附农户征收的私租要轻很多。这样一来，依附农户很自然地会愿意倾向于选择脱离豪强地主，投入国家的怀抱。同时，豪强地主也不至于反抗，因为朝廷还制定了“还授”政策，豪强地主的耕地，在名义上收归国有，再由国家“还授”给他们，实际上等于没动，而且国家还愿意向豪强地主的私产“奴婢”分配土地，这些土地实际上增加了豪强地主的私产。如此，国家成功与豪强地主达成妥协，和平分割了百姓的地租。这一模式，一直沿续到隋唐。

王安石变法：促进赋税平等的活拖拖拉拉，增加国库收入的活雷厉风行 北宋王安石变法，历来争议不休。但变法的本质，不在“均税”，而旨在普遍增税，则是毫无疑问的。北宋的税负不均——越穷越纳税，越富越不纳税——从开国的时候就很严重，范仲淹曾试图变法，通过“方田均税”（就是清查丈量每户人家的实际耕地，按实际耕地数量征税）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朝廷只对增税感兴趣，结果也就不了了之。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也高举着“方田均税”的旗帜。但旗帜归旗帜，付诸实践又是另一码事。按理说，宋代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能力，远超过此前历代，清查土地的实际占有状况，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当时设计的“方田”的办法，即便在今天看来，都还很实用。但“方田均税法”1072年颁布，拖到1074年才开始实施，才搞了一个月，又以天旱为由停了下来；此后干一阵停一阵，到1085年，朝廷干脆把“方田均税法”取消掉了。折腾了十多年，可谓毫无成效。“方田均税”搞不起来，原因其实很简单：朝廷对“税负公平”这种问题毫无兴趣。朝廷唯一希望的，是通过变法为国库征敛更多的赋税。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变法的其他内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被执行得异常坚决和彻底。 如此，国家获益，百姓受苦，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譬如青苗法，官方文件说得很好听，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朝廷贷款“青苗钱”，这个贷款的利率比民间的高利贷利率低，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钱，老百姓也少受些高利贷的盘剥。听起来很美，但实际操作模式却变成了“抑配”，挨家挨户按资产多少进行摊派，无论缺不缺粮食，都要向朝廷“借”青苗钱，越有钱的人家，必须“借”得越多。这实际上就成了朝廷强行向百姓集体放高利贷；民间的高利贷利率虽然高，但百姓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借的，借民间高利贷的百姓，数量终究有限；青苗钱利率虽然低一些，但受祸害的却是全民。再譬如市易法，其实就是汉武帝当年消灭民营商业的翻版，朝廷贱买贵卖，“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最后连水果之类的商品，都被朝廷的“市易司”给垄断了。这类捞钱的“变法”，朝廷执行起来，反而不遗余力。

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税负公平没做到，不合法的苛捐杂税全部被“扶正” 到明朝万历年间，又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这次变法的动机，仍然是国家的钱不够用了。钱为什么不够用呢？一是朝廷的开销没有节制，一年比一年大——看看那些疯狂生儿子的皇室就不难理解，朝廷供养他们的费用按几何级数递增；二是老百姓不堪赋税越来越重的压迫，不断逃去依附官僚地主。朝廷能够征税的户口基数越来越少，需要开支的费用越来越大，平均必须摊派到每户百姓头上的赋税就越来越重，结果就成了恶性循环。 “一条鞭法”出台后，本应该终止这种恶性循环；但结果却截然相反。明朝百姓的“税负”，分为按田亩计算的“赋”和按人丁计算的“役”两大部分。老百姓大量跑去依附官僚地主，让朝廷在“役”这个部分损失巨大。“一条鞭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赋”和“役”合并到一起，按田亩征收。对朝廷来说，这当然是好事，“役”的收入大增；但对百姓而言，则未必。因为与“赋”、“役”一起被合并的，还有大量自宋、明以来各种不合法、但已形成惯例的苛捐杂税。这种合并，丝毫没有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相反，这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很快又在“一条鞭法”之外，再度出现，被施加在百姓们头上——恰如唐代两税法把不合法的苛捐杂税并入“两税法”之后，新的苛捐杂税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现。清雍正皇帝所搞的“摊丁入亩”，官方也曾公开标榜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税负公平”；其内容与“一条鞭法”很相似，即：把按人丁征收的“丁银”合并到按田亩征收的“田赋”当中。其结果，与“一条鞭法”也相当一致：自明清以来的各种不合法的苛捐杂税被“摊丁入亩”之后，新的苛捐杂税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现。雍正皇帝自诩该政策是大德政，但结果是什么呢？自雍正至乾隆，百姓以流亡的方式逃避赋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结语 通观中国历代变法，其动力无一不是欲为国家财政创收；其结果无一不是增加百姓负担。何以如此？当然是因为朝廷只关心增税，而对税负公平毫无兴趣。

真金白银又不能当饭吃，，不发展生产力，制造力，给你个金山，你也得饿死。造成结果是物价飞涨，钱贬值，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