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亦欲以道义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孝，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曰：《春秋》以道义。
　　 司马迁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夫《史记》，述陶唐以来，自黄帝始，至于汉武或麟止，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亦以道义。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北宋中后期政治家、文学家，生于1036年，卒于1101年。在那个年代，文学鼎盛，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产生；政治运动活跃，先后有欧阳修参与的庆历新政，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司马光首倡的元佑更化，章敦等的绍述新法。此后不久，北宋灭亡。时间跨度仅一个世纪，却几度沧桑巨变。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北宋虽为外族所灭，但古语云“物必先腐而后虫蠹之”，故主要应归咎于内政失当，于后世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苏东坡正传》以苏东坡生平为线索，剖析其人的心路历程，叙述其时的人与事，肯定好的，否定不好的，亦欲以道义也。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罪我，其在此书。
　　

五、小时就了了
　　 苏轼八岁进乡校就学，三年后又至城西寿昌院，从学于刘徽之。刘徽之教书远近闻名，去他那里读书，首先要搞个入学仪式。厅堂正中摆着孔夫子画像，先对着这个至圣先师拜三拜，再拜老师，以示尊师之意。老师问你：“干什么来了？”答曰：“来读书。”又问：“读什么书？”答：“读圣贤书。”还问：“为什么要读书？”答：“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如此，以知读书之义。都学些什么呢？礼、乐、射、御、书、数。当然，要分阶段学。先是背经典，《论语》、《孟子》之类，不管你理不理解，先背个滚瓜烂熟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理解。再就是学礼仪，通过规范你的言行举止对你的思想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还有练习射箭骑马，这是身体锻炼，古人对于体育可比今人还重视。此外，还要学音乐，陶冶情操，这也是必修课。至于写毛笔字，作诗对对子，那是基本功，更是少不了。
苏轼聪颖好学，多思早慧，从小他那脑袋瓜子想问题跟同龄人不一样。有一回，刘老师做了一首《鹭鸶诗》。
鹭鸟窥遥浪，寒风掠岸沙。
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 以之为范本，给学生讲如何作诗。苏轼觉得后面那句要改改为好。他和弟弟经常去湖边玩，欣赏美景，时而会看到白色的鹭鸶羽毛落入湖边的苍苍蒹葭里，黑白分明，印象深刻。苏轼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站起来对老师说：“老师，学生斗胆讲讲自己的不同看法。”老师微笑着说：“但说无妨。”苏轼说：“学生认为’雪片逐风斜’改为‘雪片落蒹葭’更合适。”刘老师一愣，微有不快。“雪片逐风斜”描绘的是动感美，“雪片落蒹葭”偏静态美，很难说哪个更好，结合前面的语境似乎用动态更恰当。但他还是惊讶于这个学生对自然的观察力以及敢于挑战老师的勇气。继续微笑着说：“‘雪片落蒹葭’，白黑相称，色彩分明，很有意境；且韵脚、平仄皆符合要求。很好。”这样的老师才是真正的懂得教育之道。苏轼很受鼓励，这一年他十三岁。从此，他更加地喜欢美丽的大自然，观察得仔细，感受得也很到位，歌咏山水之美成了他一生文艺创作的一个突出主题，他写文作画时体物之工非常人可比。
苏轼是苏洵夫妇的第五个孩子，在苏轼之前程夫人曾生过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苏轼的两个姐姐和长兄都早卒，三姐八娘也在18岁时郁郁而死。只剩下苏轼和弟弟苏辙，所以，两人相处极为亲密，学习上互相切磋，生活上形影相随。他们常常一块儿出去登临山水，陶醉于山水风物之间。他尝谓：“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苏辙字子由），他们这种兄弟情谊一直保持着而且老而弥笃。苏轼跟其他同龄人关系却很一般，虽然也会一起玩耍，但苏轼的思维方式特别，且自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自然不是一般少年人所能理解。
一天，其母程夫人和他一块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汉代的一个官员，铁面无私，得罪了很多权贵，他办案子不讲人情，结果被人家诬告了，判了死刑，将要走上刑场。临上刑场的时候跟他的妈妈告别，他说，母亲大人，儿子不能尽孝，要追随黄泉下的父亲，希望母亲不要太过悲伤。范滂的母亲说，一个人既要留名千古，又要追求长生富贵，怎么可能呢？你为了理想舍弃自己的性命，我这做妈的支持你。读到这里，小苏轼对他妈说：“我长大后要做范滂，您同意吗？”其母说：“你能做范滂，我怎么就不能做范滂他妈呢？”
苏轼读书很是刻苦，后来回忆说：“我昔家居断网还，著书不复窥园葵。”苏洵对两个儿子都要求严格，也许是鉴于自己少小不学、老大难成的教训。儒家的、道家的，经史子集，无不有览；琴棋书画，样样皆学。精心的培养，使之不光有精深的思想，还有高雅的艺术情操。像父亲一样，两兄弟都对《孟子》、《战国策》很有兴趣，“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有侠义之气。苏轼还对庄子特别有兴趣，他不囿于成见，认为庄子是对孟子的补充，也是继承的孔子思想。对庄子的爱好使他的思想更加深刻，少年老成，更是不同于一般人。他的文章能够写得汪洋恣肆，也得益于此。他很爱思考问题，总能在平常中发现些深刻的道理，十来岁时即能够写出“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蜇”这样的警句。
在寿昌院，还接触到了欧阳修的文章。此时的欧阳修，名气越来越大，正在走向文坛宗师的位置。欧阳修旗帜鲜明的打出了古文运动的口号，继承的是韩愈的路子。刘老师很欣赏欧阳修，经常会拿他的文章做范文，如《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之类，韩愈的文章也经常提到。而苏洵一直喜欢韩愈的文章，觉得韩文很有气势。而现在又出了个欧阳修，跟韩愈风格一样，自然是相见恨晚。这样，在老师以及父亲的影响下，苏轼也学写韩愈、欧阳修那样风格的文章。加上苏轼的思想深刻，秉性大气质朴，更是喜欢上了古文。天下事，只要有兴趣，加上刻苦努力，就没有什么做不好。数年的用功之后，苏轼写古文，那是如鱼得水啊，“文如万斛泉水，滔滔汩汩，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纡郁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馀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
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留侯论》对张良于桥上遇黄石老人，“纳履授书”之事进行评论，说明张良取得成功的原因是能够做到忍小忿而就大谋；《范增论》论证了范增没有正确选择离开项羽的时机。这两论虽然见解新奇但很是牵强。而《晁错论》总结了晁错削藩失败被杀的原因，认为晁错的失败是因为道德品质不行，这就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实际上削藩本身就是个错误的举动，晁错并不值得同情。苏轼晚年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多次提到懊悔他的这些年少作品。
这些政论文章，反映了苏轼对当时政治现实的看法，认为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主要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兼并造就了大地主阶层，加大了贫富差距，必须减少垄断，维护中小地主阶级利益；二是要加强吏治，解决机构臃肿、官员腐败的问题；三是加强国防，巩固对付辽、夏的边防。苏辙的文章也大致是论述这些问题，故而很可能这些策论有不少是他们父亲苏洵的功劳。苏轼“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屈”，甚至公开指责仁宗无所作为。宋仁宗看后，不但不怒，反而很高兴，说自己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宰相材。
这次“制科”考试，苏轼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仁宗钦点“入第三等”。而北宋自公元960年建国以来，正好百年，“入三等”者，苏轼为第二人。欧阳修这时已成为苏轼名副其实的恩师，他放出这样的话来：“几十年后，人们不会记得我欧阳修，只知道有个苏轼。”作为百年以来第一大文坛宗师的欧阳修能有如此惊人之语，也就意味着苏轼就将是他的接班人——百年第二人

经过一年的时间，苏轼已基本适应官场生活，他为人豪爽，喜欢交朋结友，又没什么心机，很好相处。苏轼也是踌躇满志，锋芒毕露。苏洵在《名二子说》中解释给儿子取名苏轼、苏辙的原因，“轼”是车上供人扶手的，“辙”则是车辙，都跟车有关，但又都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其意就是教导他们不要锋芒太露，要低调。但年轻的苏轼显然还修炼不到位。幸好宋知府很是看得起他，有些什么重要的事，也放心交给他去做。苏轼去宝鸡、虢先、郿等所属各县视察民情，同时游山玩水，沿途写了不少诗。
如《郿坞》讽刺汉末枭雄董卓：
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
毕竟英雄谁得似？肚脂自照不须灯。
如写南溪看雪，表露对饥寒交迫农民的同情：
南溪得雪真无价，走马来看及未消。独自披榛寻履迹，最先犯晓过朱桥。
　　 谁怜破屋眠无处，坐觉村饥语不嚣。惟有暮鸦知客意，惊飞千片落寒条。
不久，宋知府调走了，换了位陈知府，名希亮，五十来岁，面黑，腰杆总是挺得笔直，工作极其严肃认真，但不苟言笑。新官上任三把火，陈知府一来就想树立威严，架子甚大，其他官员颇为忌惮他，都小心谨慎地伺候。唯独苏轼看不惯这种现象，并不假以颜色。你想，苏轼是何种人，跟他父亲一样，时刻以士人风范要求自己，善不欺恶不怕，对下平易近人，对上不卑不亢。陈知府很是恼怒，不修理下苏轼，就觉得有损威严。逮着岔子就严肃批评，丝毫不留情面，有次还重重地罚去了苏轼几斤铜（那时铜是货币），并记录进了个人档案。陈希亮能力很强，做事较称职，但不通孔孟之道，不知以德服人，唯欲以权势压人，作风强势；而苏轼深得孔孟之道，并不畏惧强权，加之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由是，两人关系越发交恶。1063年某月，陈知府建了座台，命名凌虚，须作记，以歌功颂德，这个任务落在了苏轼身上。苏轼一气呵成，写下了《凌虚台记》。如下：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该文并没有歌功颂德，也没有描写风景多么优美

陈希亮览罢很生气，明显讽刺他以势位富贵“夸世而自足”吗！本想发作一气，还是忍住了，叫手下把这篇文章照原样勒诸碑石。以前苏轼起草的公文总是被陈知府改得面目全非，这篇讽刺文章倒是一个字没改。陈希亮也是个聪明人，真要跟苏轼计较一番，反倒显得自己小肚鸡肠，不如把原文公之于众，让属下们都看明白了，我陈知府不是那种夸世而自足者。
这件事，让苏轼很是出了口气，陈知府也故作高姿态忍下了这口气，明白苏轼这种骨头硬的大才子是不能随便得罪的。两人都冷静下来，表面都客客气气，但并不意味着矛盾就解决了。其他官员跟他的关系也趋于微妙，毕竟他们不敢得罪陈知府。而苏轼这人心直口快，跟同事说话总是推心置腹，不知道人心叵测，妻子王弗经常用古话提醒他“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时还躲在屏风后观察与苏轼谈话的客人，事后给他分析这个人可靠，那个人有必要提防。苏轼不以为然，直到很多年后，历尽了人间险恶才明白妻子的良苦用心，但他仍然改不了，性格使然，或许这也正是苏轼的可爱之处。
陈希亮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屡次提到苏轼恃才傲物、不服管理。这对于小试牛刀的新进官员苏轼，可是严重的影响，要知道陈希亮在朝廷中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仁宗皇帝以及宰相韩琦看了，这个“百年第二”被打折扣。苏轼还蒙在鼓里，并不知情，他能感受道的是被冷落。闲来无事，就去逛凤翔的两座寺庙：普门寺与开元寺。那里有王维、吴道子的绘画。苏轼特别推重这两位唐朝画家，尤喜王维，山水画极富特色，说他“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揣摩他们的艺术，自己的书画水平也提升了不少。这段时期，苏轼也很想念京城的父亲、弟弟，写了首诗抒发对弟弟的怀念，表示自己想回去但苦于未能建功立业。如下：
江上同舟诗满箧，郑西分马涕垂膺。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官舍度秋惊岁晚，寺楼见雪与谁登。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