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仅仅是根据北齐与北周两国的情势做出的推断。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韩城市苏东乡西金盆村出土了唐代白公济、白敬宗父子的墓志，终于使上面的推断变成了事实。
从白公济的墓志可知，他与白居易的曾祖父都是白温，白公济年长白居易六岁。墓志记载：“府君公济，字子捷，本太原人也。秦将武安君之苗裔”。白敬宗墓志记载：“府君七代祖建，齐中书令，赠司空，有功于齐，诏赐庄宅二所，在同州韩城县临汾乡紫贝里，府君所居者是也”。
两方墓志告诉人们，白建后裔中至少有一支已经安家韩城。如果没有白建赐田韩城，白公济父子的墓志又怎么会在韩城出土呢？
显然，白居易的近祖、“北齐五兵尚书”白建赐田韩城之说有一千多年前的墓志佐证，是靠得住的；欧阳修的不负责任的说辞、陈寅恪的极具想象的“推论”以及某些教授的人云亦云，没有事实依据，这些才是“靠不住”的。其实，白建“赐田韩城”之说，在白居易生前就得到朝廷官方的认可。大和九年（835年）十月，白居易遇疾不赴同州刺史任而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后，又晋封为冯翊县开国侯就是非常有力的佐证（长庆元年（821年），白居易的夫人杨氏晋封为弘农县君，是以她的籍贯为封地的，这是惯例，白居易的晋封也同样如此）。
今天还有一些教授不仅跟着欧阳修、陈寅恪等人云亦云，而且随心所欲妄加解释，更加剧了白居易先祖的扑朔迷离。一些教授说什么李商隐是白居易的忘年交，却是最早怀疑白居易先祖的人，他在大中三年（849年）为白居易撰写墓碑铭时使用“公之世先，用谈说闻”这句话就是明证。这些教授割裂“公之世先，用谈说闻”与后面“肃代代优，布踪河南”的联系，把“用谈说闻”信口解释为“道听途说”，无端地说白居易的先祖是编造的。其实在古代“用”可当作“甭”来讲，“用谈说闻”的意思就是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也就是今天经常说的“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把“公之世先，用谈说闻，肃代代优，布踪河南”连在一起才能全面理解李商隐的意思。这四句话的意思是，白居易的先祖，用不着多说大家都清楚，优秀人才辈出，他们的踪迹遍布河南。这些教授把“公之世先，用谈说闻”与后面的“肃代代优，布踪河南”割裂开来，抓住“用谈说闻”一句话就断言白居易的先祖是“胡编的”。如果真如这些教授解释的那样，白居易的先祖既然是编造的，也就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后面的“肃代代优，布踪河南”又该作何解释呢？其实，李商隐真的没有说错，白居易的受姓始祖白胜“理白邑，有大功德，民怀之，推为白公”（见白敏中墓志）；白居易的祖父白鍠，先后担任鹿邑县尉、洛阳县主簿、酸枣县令、巩县令，一生都在河南做官；叔父白季轸任许昌县令期间，“约己以清白，纳人以简直，立事以强直”，使得许昌县“民用康，政用暇”，这一切难道不是“肃代代优，布踪河南”吗？一些教授靠断章取义和无端臆测去做学问，动辄就拿“胡编”这顶帽子打压古人，这种学风实在不可取。
这些教授的学风还可以从他们说白居易的先祖 “必然”是胡人的强词夺理里表现出来。
1970年10月，在河南省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出土了一方墓志，墓主是白敏中的女儿，志文是她的丈夫皇甫炜撰写，墓志开头写道：“夫人姓白氏，其先代太原人也。在春秋时，胜以勇果著；当战国际，起以英武闻。暨我唐受命，孝德以破虏安边，军功为最······”
志文中，“胜以勇果著”里的“胜”指的就是白胜，“起以英武闻”里的“起”指的就是白起，他们两个人都是白居易在《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里追述的白氏先祖。“孝德以破虏安边，军功为最······”里的“孝德”，并不是白敏中的曾祖父白温（字孝德），而是当时龟兹国国王的长子白孝德。白温（字孝德）曾任朝清大夫，检校都官郎中，是个文职官员，不可能“破虏安边”， 更何况白温卒于唐高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安史之乱始于755年，即白温卒后的二十四年，一个已经作古的人又怎么会去“破虏安边”呢？龟兹国的白孝德在安史之乱时，曾带兵帮助唐军作战立下大功，被封为昌化郡王留在大唐。身为白敏中女婿的皇甫炜对白氏家世不懂装懂，把岳父白敏中的曾祖父白温与龟兹国的白孝德混同于一个人就做起墓志来。浙江大学某教授对掌握的资料不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科学分析，就在一篇洋洋洒洒的长篇文章里大谈龟兹移民的东进和白氏家族的迁徙，说什么“由宰相表可知，白敏中和白居易的曾祖父同为白温，白氏墓志和宰相世系表将 白居易和白敏中的远祖追叙为秦将白乙丙、白起和楚公族白胜，这是白氏后裔攀附上古名人、用以光耀门楣的弊病所致，不能当真。”某教授还引用《北梦琐言》和《摭言》说：“白敏中既是‘蕃人’、‘十姓胡中第六胡’，与白孝德同氏族，则白居易必然也是龟兹移民的后裔”，“有关白氏的家世，皇甫炜必然是从其岳父白敏中那里得来”，“白敏中说自己是白孝德的本家，必然是事实。” （作者：白坤堂 白灵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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